在西方传统哲学中，诸如“本质”、“实在”、“必然性”、“客观性”、“真理”、“自由”之类的语汇是一些最常见的基础性语汇。对于这些语汇的揭示或说明几乎是每一位哲学家的基本任务。西方传统哲学家一般认为，获得“真理”是达到“自由”的前提，“真理”意味着对于“实在”之“必然性”的揭示，“自由”则意味着“人的本质”和“事物的本质”的某种联系或吻合。但是进入20世纪以后，这一传统由于一种新的哲学理论，一种由黑格尔发其端、由尼采给以诗意阐发、并且在弗洛伊德、海德格尔和萨特等人那里获得展开和应用的“反讽”（irony）理论的诞生而正受到严峻的挑战。进入本世纪60年代以后， 这种理论由于德里达、福柯、巴尔特和罗蒂等人的竭力推崇而引起了西方学术界的日益关注。一些西方学者开始自称为反讽人，以示自己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在反讽人那里，“自由”更密切地相关于“随机性”、“偶然性”和“不确定性”。于是，围绕“随机性”、“反讽”、“自由”、“协同性”等概念而展开的讨论便构成了当代西方人文学术尤其是哲学领域的一个新景观。我们称之为当代西方哲学中的另一个转向。 一、从必然性到随机性 在《随机性、反讽和协同性》一书中，以“反讽人”自许的罗蒂考察了反讽理论的一般特点。罗蒂认为， 对于“随机性”（Contingency）的认可是反讽人的一个共同点。在反讽人看来，语言、个体和团体都是“随机的”（Contingent），人的自由源于对语言、个体和团体的这种随机性的基本认可。受海德格尔的影响，反讽人特别喜欢拿哲学与诗学、哲学家与诗人进行比较。反讽人特别看重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就得到明朗化的诗学与哲学（诗人与哲学家）、艺术与科学（艺术家与科学家）之间的争论，特别看重通过对于随机性的认可而实现自我创造的努力与通过对于随机性的超越而达到普遍性的努力之间的张力〔1 〕。罗蒂认为，自黑格尔、尤其是自尼采以来，哲学与诗之间的这种张力一直延续着，20世纪的重要哲学家大多追随于浪漫主义诗人尼采之后，告别了柏拉图开创的西方哲学传统，把自由看作是对于随机性的认可。他们同意尼采把伟大的诗人、创造者看作人类的英雄，而不太看重在传统上被人看作发现者的科学家。他们看重后尼采的哲学家，如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因为他们研究哲学是为了揭示个别事物和随机事物的普遍性和必然性。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都介入了从柏拉图开始的哲学和诗学之间的争论，并且最后都放弃了自己的原初立场，从哲学转向了诗学，使哲学屈从于诗学。 西方传统哲学家如柏拉图、康德等大多认为，人满意地逝去的条件是完成对真理的探索，认识真理也就是接触到自在存在的东西。绝大多数人都跟随于哲学家和科学家之后，以为只有一套关于世界的真正描述，只有一个关于人类生活的真实处境。但是诗人对真理不感兴趣，他们喜欢在一些微不足道的偶然性表象上徒费口舌。因此在传统哲学家看来，诗人说得越多，写得越多，反而有可能离开真实的客观世界越是遥远。 尼采改变并颠倒了哲学家和诗人之间的这种对抗。他放弃了追求真理的整体观念，他把真理定义为“一簇流动的隐喻”。他戳穿了柏拉图的“真理世界”，认为它不过是一个无足轻重的笑话而已。在丢弃了真理世界以后，尼采专注于人的自由问题，专注于人的自我生成、自我成就及自我创造。尼采要求真正伟大的诗人即他所谓的“超人”通过创造出一套属于自己的语言来展示自己的心灵，并由此来显示自己高于他人的可贵品格。尼采认为，人的自我认识即自我创造，个体面对自己的随机性，必须去创造出一套新的语言，去杜撰出一些富有新意的隐喻。对于尼采来说，那些力争成为一个新人的人都应向成功的诗人学习。尼采断定，诗人的失败就是做人的失败，就是接受了他人对自我的描述，也就是对他人生存方式的模拟或重复。人类大多努力地逃避随机性，而只有那些伟大的诗人接受了、也阐释了随机性，只有诗人真正地理解了自我的随机性。因此，在普通人和伟大的诗人之间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诗人以一种前人从未使用过的语言重新叙述了自我的故事。 在尼采那里，人生的意义并不在于从有限的时间中逃避出来，而在于从旧事物中创造出新事物。人生的意义在于推陈出新，在于无中生有，在于标新立异，在于谋求自我超越。这样，人生的意义，无论是作为单一的个体，还是作为整体的类，都不在于胜利地达到或悲惨地失去某个先定的目标，而在于把它看作是一个“尼采式的”自我超越过程。 以尼采为榜样，现代反讽人不再把自己当作追本求源的人，不再把自己当作具有某个先天本质的人，不再为只允许让自己成为某类特殊的人而忧虑，他们现在唯一的担心是自己仅仅是前人的一个复制。顺着尼采的思想路线，现代反讽人把弗洛伊德看作是另一个反叛西方文化传统的思想家。正如罗蒂指出的那样，“弗洛伊德在我们的文化中的地位在于，他是这样的一个道德家，他通过追溯良知之起源的随机性，帮助人们消除了自我的神圣性。”〔2 〕正如德里达是对于黑格尔（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反动，福柯是对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反动一样，弗洛伊德是对于康德（道德绝对主义）的反动。康德的良知观念曾经神圣化了自我，在康德那里，由于人类无力获得关于硬事实的科学知识（真理），人类只好反身向内，到心灵深处去寻找道德良知的出发点。弗洛伊德消除了人类道德感的普遍性，使它成为类似于诗人的杜撰那样的东西。他的精神分析学说证明了人类的道德意识是历史地给定的，是政治意识或审美意识的偶然产物：“弗洛伊德的道德心理学为我们提供了一套自我描述的语汇，它从根本上不同于柏拉图的语汇，也不同于尼采哲学的另一方面，海德格尔曾正确地称之为被颠倒的柏拉图主义的另一个例证——从而揭示激情胜于精神，心灵胜于大脑，意志胜于理性的浪漫主义企图。”〔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