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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篇名，是和他的逻辑思想的主要倾向有关——他的着重点在于揭示科学知识体系的必然性，而此种必然性，则要建立在“前提”和“结论”、“主项”和“谓项”之间的必然的“推论”关系上，所以在亚里士多德的心目中，“工具”的作用，在于保证科学理论——知识体系科学“命题”之间的协调（consequence ）关系，科学理论体系中的诸命题，似乎都应从一个或几个最基本的“原理”（principles，αρχαι）“推衍”、“开发”出来，也就是从这一（些）“前提”中“分析”出来。因而，科学理论似乎为一个“公理系统”，它的诸多的“定理”都可以从几个无可置疑的“公理”中“推导”、“开发”、“分解”出来。 我们看到，“知识”（科学）和“物理”（现实）的过程有一个对应的关系。亚里士多德虽然没有用“逻辑学”这个词，但在《形而上学》中他却把“逻辑的”（λονιкοs）和“物理的”（φυσιкωs）对应起来使用〔24〕，或者我们可以理解为“事实上的”和“思想理论（说法）上的”这样一种关系。无论如何，“思想”、“理论”、“说法”上也和“物理”、“事实”、“自然”上一样，世间万物既然都是由“始基”“生长”出来，则世间多种“说法”、“理论”，也应是由一些“原理”“推衍”出来的。所以，在思想、理论领域里，人们仍沿用αρχη这个词，而后人则将它译成“原理”、“原则”。或者我们可以说，正是亚里士多德明确地把αρχη以及它的复数形式引进到工具论中来，象“自然哲学”那样，成为“工具哲学”、“思想哲学”、“科学（知识）哲学”的“始基”。 当然，“物理”里的“始基”是一个感性的“事实”，而“思想”上的“始基”则是一条“原理”，而“原理”则又总是具有“普遍性”的。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分析学）只涉及不同层次上的“普遍”的“原理”，而不涉及个别事物的“存在”。 科学（知识）的“对象”，是感性的，一个个的物理世界，但它本身的结构，则是范畴（范型）式的、概念（概括）式的，因而是“普遍”的。 “科学性”“知识”之所以不同于一般的“经验性”的“知识”，在于它是一个普遍性的范畴、概念体系，而这个体系之所以成为一个“体系”（系统），又在于它的内部的协调性。说“这是一座山”，不等于对“山”有了“科学性”的“知识”，“科学性”的“知识”不仅仅在于“多识草木、鸟兽之名”，而是要把握住感性对象的“内在的”“规律”。“这是一座山”是维特根斯坦所说的“指出”（zeigen），而并未清楚明白地将“山”的“特性”（属性attributes ， 关系relations）“阐发”出来。“科学”是“解释”、“阐释”、 “演衍”的体系，当然它也需要“综合”、“归纳”、“定义”、“命名”。按亚里士多德自己的说法，苏格拉底的工作重点在“归纳”出“定义”来，而柏拉图的工作重点则已转向对这个“名”——“概念”如“公正”、“美德”……加以“阐释”，要用“推论”、“演绎”的方法来“阐发”出它们的确切意思来。在这个意义上，亚里士多德的工作重点则更是在“演绎”方向，在“推论”的协调性方面。 亚里士多德这个工作重点的转向，意味着“科学性”的“知识”和“存在性”的“知识”更进一步地分化了出来，而这种“分化”，对于科学性思想方式的训练，是有很大意义的，它使“逻辑”作为“科学思想”的“工具”成为可能。 “知识”是无穷尽的，“工具”的“运用”也是无穷尽的，但人们并不能等待在穷尽一切之“运用”后才来“总结”“工具”和“规则”，从理论上、原则上说，“工具”的“规则”设定，应在“工具”之“使用”之前，尽管人们都是在“使用”中“学习”“规则”。人们不必先学语法再说话，也不必先学逻辑再思考，但当人们在学说话，学思考时，也意味着在运用一种“规则”，在人们“积累”了一定的实际的“说话”和“思考”的“经验”后，“规则”就会自身凸显出来。 亚里士多德“三段论”的提出，当然和早期希腊哲学的思考经验、特别是智者学派、苏格拉底、柏拉图的辩论术有关，是它们积累的经验的概括；然而，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从精神实质上说，并不是“辩论”、“对话”的“规则”，相反，它恰恰是“无可辩驳”、“确定无疑”的“规则”。“三段论”要求科学和哲学的“话语”不是“辩论”式的、“对话”式的，也不是一般的“独白”，而是“确定的”、“无可辩驳”的“真理”。——同时，“真理”又不是在更古的意义上的“存在”性的，而是“知识性”的。“真理”而非“存在”，“知识”而非“辩论”（对话），这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真知识”（επιστημην τηs αληθεια）〔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