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之一）

      一 工具、方法、道路（logos）

      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象他的“形而上学”一样，是后人起的名字。“工具论”名下分《范畴》、《解释》、《前分析》、《后分析》、《论辨》以及作为《论辨》第九卷的《辨谬》诸篇，而《形而上学》名下则只分卷、篇而没有标题，这可能因为《工具论》辑集较早，材料比较完整，《形而上学》成书则较晚，材料比较零碎；然而，无论如何，《工具论》与《形而上学》是相对应的两门学问，《工具论》专讲“思想”，《形而上学》则主要讲“存在”。

      《形而上学》为“元（原）物理学”，而就《工具论》所涉及问题，似可称作“元（原）语言学”，即讨论“语言”（包括辩论）的“基础”——“思想”问题。《形而上学》要探究“诸存在者”中不变者、神圣者——“存在”；《工具论》则要探究滔滔不绝的演讲和唇枪舌剑的辩论中不变者——正确思想的规则。

      长期以来，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在哲学上的重要性，不亚于《形而上学》，一个时期——至少从中世纪直到康德、黑格尔，“哲学”似乎就是“范畴”的“体系”，这个观念，似乎只是到了本世纪才彻底打破。所谓“工具”，乃是获得“知识”的“工具”，而“形而上学”只是一种“（特殊的、更为高级的）知识”，所以，所谓“工具”，又首先是获得“形而上学”“知识”的“工具”。因而，《工具论》与《形而上学》是不可分的，从某种意义来看，“工具”问题比“形而上学”的问题更重要、更基础。

      亚里士多德《工具论》主要面对的问题是要解决如何正确地“辩论”——因而如何正确地“思想”的问题，这项工作，显然与柏拉图的“对话”有关。

      雅典是一个民主的城邦，“辩论”成为公民们决策的根据，通过“辩论”来“说服”大多数人，然后进行“投票”。“辩论”首先要按一定“规则”进行，然后才是“技巧”问题。雅典奴隶主民主制的发展，出现了不少弊病，“辩论”的“技巧”成为第一位的要素，政治家成了“蛊惑家”

      “规则”被破坏，“投票”成为“鼓噪通过”。这种风气，同样传染到学界。

      “智者”原是公民的“教员”，以传授多种知识为专职，后来侧重“辩论术”，以“强词夺理”的“技巧”来压倒对方，“智者”的技术，可以使“弱者”“强”，学界要纠正这种风气，就要把被“强词”“夺”去了的“理”重新“夺”回来。这就是柏拉图（苏格拉底）“对话”在纠正当时学风方面要起的作用。柏拉图（苏格拉底）仍采用“对话”——“辩论”的形式，但采取“以理服人”的态度，对所论“问题”，深入剖析，论辨双方层层逼近，语言上或可有喜笑怒骂，但对“问题”则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相比之下“智者”的“技巧”成了“诡辩”。柏拉图的《对话》，树立了一个“讲理”的范例，“讲理”是为了弄清“问题”，而不是把问题搅浑，即使将“问题”“悬搁”起来——如“美是很难的”，也是多方探求“定义”而不得，才于“理”有据地将它“存疑”，是一种科学的态度，而不是为“怀疑而怀疑”的消极态度。这种态度在出发点和辩论过程上都是和“智者”不同的。当然，早期“智者”在否定性方面所做的工作也是有意义的，他们都是揭露矛盾的专家，这一点，柏拉图是继承了的；但早期“智者”也“止于”“否定”，比如高尔吉亚对“神”之“存在”、“不存在”的论证，涉及到哲学的重大问题，他们的正反两面的论证，是很有参考价值的，这个问题，也许一直到了康德时，在理解上才有了较大的进步；但就高尔吉亚本人来说，这个关于“神”“存在”和“不存在”的正反论证，可能只是一种“辩论”的练习，他的意思只在说明：象“神”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同样有正反两方面的论证，因此，对一切的“肯定”，都可以“否定”，而一切之“否定”，又都可以“肯定”，这种态度，是和柏拉图（苏格拉底）完全不同的。

      柏拉图（苏格拉底）对“智者”学派之消极“论辨”风气的纠正，显然对亚里士多德《工具论》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柏拉图学派和“智者”学派在治学精神上的对立，给亚里士多德提供了正、反两种榜样，而他对柏拉图的学术理论和学术实践，也有不满意的地方，他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做自己的工作。

      从学术理论上说，他批评拉柏图的“理念”论，以其侧重现实性的“存在”论，改造、涵盖了“理念”论，以“实体”——理想性与现实性的统一代替了只强调理想性的“理念”。这是他的《形而上学》要阐述的主要问题。

      从学术实践上说，柏拉图（苏格拉底）的“对话”形式，固然在精神实质上不同于“智者”学派的“诡辩”，但在表现形式上却容易相混，以致像阿里斯托芬这样伟大的喜剧家，把苏格拉底当成“智者”来讽刺。“以理服人”需要另一种形式。

      根据专家们的研究，亚里士多德早年也曾用“对话体”来写作，譬如《欧德漠斯——论灵魂》（Eudemus）、 《论劝说》（Protrepticus）、《论哲学》（De philosophia）〔1〕， 但他后来改变了写作形式，而他早期的对话体创作，则一篇也没有留存下来，这或许多少也反映了他本人对这种体裁的态度。

      当然，问题不仅仅是在于一种文字体裁的转变，而在于亚里士多德要从正、反两面的辩论的实例中，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规则来，而这一套规则虽从经验中来，但原本应是经验——具体的辩论应遵守的，因而原本应是“先在于”经验的。智者学派和柏拉图学派从消极和积极两个方面相当充分地暴露了这种规则的顽强性，就促使人们要把它们提出来着重加以研究，“工具”不是垂手可得、随手可捡到的现成的东西，“工具”本身需要研究、加工、锤炼，“工具”成了科学的“对象”，这样，人们对“工具”的运用，就有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就是这个过程的“小结”——就其影响之大而言，也可以叫“总结”。

      “工具”（Orgen，Organon，οργαγογ）虽然不是亚里士多德自己用了的词，但也象“形而上学”（metaphysics）一样， 相当恰当地表达了亚里士多德的意思。

      “工具”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工具”可以是“物质”的，也可以是“精神”的。作为“物质性”的“工具”，与人们的“存在方式”有密切的关系；作为“精神性”的“工具”，则与人们的“思想方式”有密切的关系。社会学家可以从“物质工具”的特点、性质来划分社会的历史阶段，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工业化时代”、“信息时代”等等；同样，哲学家可以从“精神工具”的时代特点、性质来划分人类思想意识的形态，为“古典的”——“希腊罗马的”、“犹太——基督的”、“现代的”、“后现代的”等等，或以技术特点，分为“陈述的”、“疑问的”，以及“肯定”、“否定”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