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宇宙精神”：西方诗学的“自然”与“神性” 西方诗歌的哲学精神是奠基于古希腊发源的宇宙观念的。“宇宙（Cosmos）这个名词在希腊就包涵着‘和谐、数量、秩序’等意义。”〔2 〕因为一开始就把宇宙把握（想象）为一个完整和谐并且永恒不变的图象，那么，产生“神创造了这个世界”的观念就是很自然的了。否则，是谁创造这个世界呢？另一方面，既然这个世界是神创造的，就必然是完美无缺的。所以，柏拉图说，这个世界是神“照着它的那个永恒不变的和最完美的模型创造出来的”“永远只有一个的世界”。〔3 〕面对这个完美的世界，诗人可以做什么呢？柏拉图说，“诗人只是神的代言人”，他凭着神赋予的灵感模仿神的创造（诗歌）。〔4〕 古希腊的宇宙观念确立了西方哲学和诗学的“宇宙精神”。所谓宇宙精神，就是相信包括人在内的宇宙世界是一个具有神性的完整统一体，并以把握和体现这个永恒宇宙的完美性为终极目标。关于世界是完整和谐的宇宙观，使西方诗人一开始就摆脱了中国诗人在天地之间要承受的原始虚空——因为中国诗人没有这个完整不变的宇宙模型观念作为诗歌的原型；而以创世说为核心的神学意识，又赋予西方诗人关于意义的终极根据。另一方面，西方诗人以语言为神喻、世界为神创，因此，中国诗人因为没有神性作为终极根据而先天具有的关于语言和生存的原始忧患，被隐匿或消解在西方诗人对宇宙精神的神学信仰中。“言不尽意”的思想，乃是中国诗歌的基本语言意识：在西方，这一思想自施莱格尔、狄尔泰的阐释学之后才萌生，而其真正的“语言学转向”则是在进入20世纪以后开始的。这比中国的“言意之辩”，晚了1700年左右。西方诗人，从荷马直到荷尔德林，都是用自然明丽的语言在描绘他们的沐浴神福的世界，哪怕如但丁在《神曲》中写到令人颤栗的地狱景象时，语言仍然是从明快的旋律中流淌出来的。十九世纪的柯勒律治明确地表达了西方诗人对语言的确信。他说诗歌的力量，是从语言本身的特性产生的： 因为语言更能直接表现我们内心生活的活动和激情，比颜色、形象、动作更能做多样和细致的配合，更宜于塑造形象，更能服从创造的威力的支配。〔5〕 语言的明快是以对世界的内在和谐的信念和洞彻事物最深的本质的信心为基础的。在此基础上，西方诗人把这个世界看作一个值得赞美的作品，同时，又用神的超然冷漠的眼光俯瞰世界。也就是说，西方诗歌的理想境界是在超越的位置上用神明的洞察一切的眼睛审视世界，并用冷静的理智描述（阐释）事物。席勒认为，这“冷漠无情”正是天才诗人的素朴本质的表现：他自然而然地感受和体现自然。所谓“冷漠无情”，来自于对事物的内在本质的深刻洞悉，在根本上，它就是对事物的“内在的必然”的认同。在现代感伤诗人叹为奇迹而惊赞的地方，素朴的荷马和莎士比亚都自然而然地感受着。〔6〕 2.“整一性”的形而上意义 席勒把素朴性规定为“内在的必然”的把握和体现，是对西方诗歌特性的深刻揭示。所谓“内在的必然”，是以宇宙和谐为事物最内在的本质。因此，在杂乱冲突的现象中见出内在的和谐，也就是说把世界展现为一个和谐的统一体，是诗歌的内在要求。这是西方诗歌的核心原则：整一性原则。柏拉图、亚里斯多德首先把整一性确立为诗学原则。柏拉图是在直观单一的形式上来理解整一性的（“神是尽善尽美，纯一不变的”〔7〕）；亚里斯多德则认为， 整一性是通过行动（情节）实现的变化多样的统一，即他是在综合运动的形式上来理解整一性的。亚里斯多德的《诗学》完全是建立在这个整一观念基础上的。亚里斯多德认为“诗比历史更富有哲学意味”，因为历史是描述已经发生的事，而诗是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描述可能发生的事——“有普遍性的事”。所谓“有普遍性的事”，即是符合整一的宇宙秩序的事。他给悲剧下的定义是，“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 〔8〕 不以宇宙整一观念作为核心概念，就不能真正理解《诗学》，进一步讲，就不能真正理解西方诗学所包涵的宇宙精神。极而言之，我们可以说，西方的诗学就是悲剧诗学，而悲剧诗学，是以宇宙整一观念为基础的。对于《诗学》第六章所提出的悲剧净化论，即“借引起怜悯和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净化”，始终众说纷纭，特别是关于净化的本质，几近于猜迷。要揭示“净化”概念的内在含义，必须把亚里斯多德的《形而上学》和《诗学》联起来，也就是说，必须在亚里斯多德的整一宇宙观的形而上学体系中理解《诗学》及其“净化说”。然而，就笔者所见，似乎《诗学》研究者都把亚里斯多德作为一个纯粹的悲剧学家，一个实证戏剧心理学家，而忘记了他自始至终是一个形而上学家。实际上，“净化”概念的最终解释，就在《形而上学》中。通过《形而上学》，《诗学》的悲剧哲学可以进一步阐明为：悲剧通过情节的安排，展现一个好人因过失而受难的故事，借引起观念的怜悯和恐惧而使其心灵上升到静观（默想）神明的最高境界；悲剧的慰藉和意义，就是在最高境界中静观神明，实现思想、生命和神明的统一。亚里斯多德说，在纯粹的静观中， 生命也属于神，因为思想的现实就是生命，而神就是那种现实；而神的自我依存的现实就是最好的永恒的生命。因此我们说神是一个永恒的最好的生物，从而永恒不断的生命与延续就都属于神；因为这就是神。〔9〕对于亚里斯多德，悲剧的净化效果，就是实现最高境界中的静观。“超乎一切其他福祉之上的神的活动必然是静观的。”（《伦理学》1179 a）人在静观中分享神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