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出版《雷蒙·鲁塞尔》后，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 —1984）开始追问考古哲学和批判哲学间的关系问题，并作了大量笔记。他原本拟撰写《癫狂与非理性》的续篇，但因癫狂问题与疾病问题在当时还未成为重大的理论和政治主题，所以福柯的《癫狂与非理性》、《诊所的诞生》和《雷蒙·鲁塞尔》没有受到重视。这一客观原因使他改变了预定计划，不过这个预定计划帮助他转到了“符号问题”。阅读马克思著作、精神分析和符号学是当时法国知识界的热点。1963年11月在西班牙Prado参观Velázquez油画《官廷侍女》后， 促进了他对符号问题的思考。12月重读海德格尔并完成Les Mots et les Choses（《词与物》）一书提纲。《词与物》所研究的不是符号关系，而是秩序关系；探讨的是18至19世纪经验科学及其纯理论上的变化。福柯在出版《词与物》时，加了一个副标题“人文科学考古学”，这表明，福柯将“人文科学”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我们也完全可以将这本书看作是对西方人文理性的批判，是一部20世纪的《纯粹理性批判》。本书出版所产生的轰动效应是空前的，一版再版，掀起了一场自存在论思潮以来最大的哲学革命；它是扬弃历史的象征；“人之死”从此流行起来，成为该时代的标语。作者本人的学术地位也大大提高了，乃至不可动摇。福柯的“人之死”是从尼采的“上帝之死”推演出来的，并且推进了西方的“死亡观念”。福柯给当代西方思想带来的颤动与他的“人之死”的宣言密切相关。福柯试图再现科学史、认识史和人文知识史中的无意识，正是站在人类意识和人类理性的对面思考文化史。这的确是一个崭新的思想立场。因此，我们有必要认真研究福柯的人（文科）学考古学。 一 福柯与列维一斯特劳斯和格朗热（Gilles—Gaston Granger）一起，对法国人文科学哲学作出了新的贡献。他对自近代以来的人文科学的潜在构造进行了总体解释。我们应该从康德出发来解读福柯，并理清从康德经黑格尔、新康德主义、生命哲学、胡塞尔、海德格尔到福柯这条线索。应该说，这条线索理起来会越变越长，越变越粗。这说明，福柯的人文科学考古学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康德通过对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批判，切断了“思”与“在”之间的联系，但不彻底。在康德那里，虽然“思”不存在于“在”之中，但是仍保留了“思”与“在”的统一性，这是康德的理论矛盾。“思（主体或人）”空而有限。 “Wasist der Mensch（什么是人）？”（康德：《逻辑学》，见卡西尔编：《康德全集》第8卷，第343页）这一问题，康德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福柯正是在这里敏锐地发现了康德的困惑（这得益于他早年对康德人类学的评注），从而将康德知识学和表象论作为知识考古学的层面或出发点，试图进一步回答“什么是人”这一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构成福柯人文科学哲学的特点或中心。从近代到现代甚至后现代，西方哲学都以这一问题为中心展开讨论。“19世纪的思潮正是用各种办法以‘有限性’来充实那个‘我思’，从而克服福柯所说的人之‘经验- 超越双重性’，于是，康德以后，有黑格尔将经验与超越统一于意识中的‘精神现象学’；有扩充康德有限知识学使成为‘文化学’的新康德主义；有非表象性、非代表性的生命哲学，一直到晚的胡塞尔以先验主体性代替空的‘我思’。这一切努力，都是要使人‘实’起来。”（叶秀山：“论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4 期）福柯在这个“实”字上大做文章。 “用朴素的眼光看，人类认识始于人。自苏格拉底以来，研究得最久的人原来竟是存在于事物秩序中的一块碎片，无论怎样，人的这一形象，是最新的知识布局产生的……人仅仅是最近的发明物，它的诞生还不足两个世纪，是我们知识里一个简单的褶皱，随着新的知识形式的出现，即将消亡。（L'homme—dont la connaissance passe à desyeux na ifs pour la plus vieille recherche depuis Socrate—n'est sans doute rien de plus qu'une certaine déchiruredans l'ordre des choses, une configuration, en tout cas,dessinée par la disposition nouvelle qu'il a prise récemmemtdans le savoir…L'homme n'est qu'une invention récente, unefigure quin'a pas deux siècles,un simple pli dans notresavoir,et qu'il disparai tra dès que celui-ci aura trouvéune forme nouvelle.）” （福柯：《词与物·序言》，巴黎伽利玛1966年版，第15页）这是福柯欲求的结论。人作为知识的的对象，还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事情，明确而言，西方文化中的“人”是一件最近的、暂时的发明物，这实际上宣布了“人的死亡”。“人之死”标明了人的“无意识”、“不思”、“有限”、“机遇”、“挑战”、“哲学理性的失败”。人不是一直存在的，在将来也不会一直存在下去。人的形象是其力量关系构成的总和。古典思想家思索“无限”问题。人的力量与无限高贵的力量相关。既然人是有限的，这些高贵的力量便源自外部。在古典时代，尚无生物学，而有博物学，探索“活物”的特征；尚无语史学，而有语法学，研究“语言”的根源；也尚无政治经济学，而有财富分析，阐述“财富”的货币。在福柯看来，博物学、语法学和财富分析构成古典思想的基石。在这个时代，人只能作为一个“活物”而成为思想史的对象。到了19世纪，由于生物学、语史学和政治经济学诞生了，人的力量又与新的外部力量发生联系。这些外部力量即生命、语言与劳动。语言是事物（生命、劳动）的另一种存在形式，是一种告别方式，即告别事物域走向精神域。语言肯定了人的物质性死亡，肯定了人的精神性诞生。语言与现实本就是两种物，一味求同是徒劳的。人在现实（物质域）里无法完成的事业，可求助于语言在精神界里继续工作。语言承受的是精神的重负。生命、语言和劳动是有限的，也是人的“有限性”的根源，甚至成为有限性的代表，具体地说，死亡潜藏于生命中，口吃或失语存在于语言中，痛苦和疲劳产生于劳动中。“人力”的有限就是人本身的有限。人的有限性构成人的形象，这说明人是有“死（末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