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起于本世纪60年代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在从文化艺术领域渗透到哲学领域之后，并不象其前辈那样，只反对传统哲学的某一方面，比如从19世纪中以来，各种反形而上学或反理性思潮，主要是反对传统哲学的本质主义、基础主义、绝对主义、抽象主义、逻辑主义、科学主义、一元论、以及形形色色的“中心论”等，而后现代主义则反对或试图消解整个哲学。而且这种“反哲学”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主要是对维特根斯坦的反形而上学的“激进”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一、从“语言疾病”到“协同主义” 鉴于传统哲学愈来愈局限于抽象概念的运思，满足于咬文嚼字、自娱自乐于空泛的“真理”和“实在”的追求，使哲学在进入20世纪后面临各种危机。最早主张用逻辑彻底消除传统哲学所使用的自然语言带来的模糊性、不精确性、非科学性，继而要推翻整个哲学的革命行动，发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壕中。正是在那里，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完成了历史性巨篇《逻辑哲学论》。在这部论著中，他向全世界的哲学家们宣告：“除了自然科学命题，即与哲学没有关系的东西之外，不说什么”；而“一个人对于不能谈的事情就应当沉默”。以往的哲学所谈论的一切都是应当保持沉默的东西。至于为什么他还要撰写一本被哲学界公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著作《逻辑哲学论》，他说，那是为了给人们提供一种拆掉哲学大厦的梯子，一旦完成摧毁哲学大厦的历史使命，该梯子也就将被抛弃。这正如他自己表明的：“理解我的人当他通过这些命题——根据这些命题——超越这些命题时，终于会知道是没有意思的。”[1]为此，维特根斯坦在完成《逻辑哲学论》， 给人们提供了一种摧毁哲学的工具之后，就放弃了哲学研究，去乡村小学执教，去修道院当园丁。然而遗憾的是，哲学不仅没有被他所制造的逻辑武器摧毁，却依然继续不断地在构建着，而且是愈构建愈庞大。面对哲学不可遏止的发展趋势，经过10年的休闲和反思，维特根斯坦于1929年终于又重操旧业，踏向继续讨伐和鞭笞哲学的征途。 《逻辑哲学论》没有摧毁哲学，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并不是哲学大厦坚不可摧，而是“逻辑”本身存在问题。逻辑实际上并不是一种能够击碎自然语言的力量，因为它根本就不能够给人类提供任何精确或本质性的认识，尤其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只需要“指”、“看”、“触摸”或“描绘”即可，逻辑无用武之地。于是维特根斯坦又撰写第二部著作《哲学研究》，指出：要根治充满语言疾病的以往哲学，只能“到日常语言的使用中去”。而一切语言在他看来，都只不过是一种游戏，一种服从主观规定的规则的游戏。这样，不管维特根斯坦抱着何种用心，他的实际做法和他的前期哲学一样都是旨在推翻哲学，或者至少是旨在推翻以往的一切哲学。 的确继维特根斯坦之后，掀起一股否定哲学的高潮。有人说，传统哲学行将就木；有人主张通过逻辑分析方法清除形而上学，认为“全部形而上学都是没有意义的假的对象句子”，直到波普尔还都把所有的哲学命题看作是“伪科学”。但是，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也没有粉碎哲学，只是给分析哲学带来致命一击，却给描述哲学和历史主义学派带来生机。所以从逻辑实用者奎因起，就开始恢复“形而上学”在人类认识上的作用和地位。到科学实在论阶段，连古希腊的自然哲学都被当作“整体论科学”倍加讴歌。 不过传统哲学的这一“回光返照”并没有持续太久，就被淹没在后现代主义的讨伐声中。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 ）主张从根本上抛弃“永远居高临下的哲学家的声音”。他从70年代起就极力倡导“协同性实用论”，反对形而上学研究。他在《协同性还是客观性？》一文中指出，那些想在人和非人的现实关系中描绘自身生存的人，在追求某种客观性的同时又总想使自己脱离周围实际的人，“不把自己看作某个其它实在的、或想象的团体中的一员，而是使自己和不与任何个别人有关涉的事物联系起来。”[2] 这种自古就衍袭的“以一种直接方式与事物的性质打交道”的客观论传统，在追求真理时，为寻求真理的标准和证明方法，势必产生形而上学困境。因为那些希望把真理建立在客观性上的人在寻求客观性时，不得不把真理解释为与客观实在相符合，从而人为地在信念和客体之间建立一种特殊的、非逻辑的形而上学关系。 相反，那些力图在人类意识中追求协同性的实用主义者，却从不关心社会实践与真理的客观存在之间的关系。“他们把真理看作那种适合我们去相信的东西。因此他们不需要去论述被称作‘符合’的信念与客观之间的关系，也不需要论述那种确保人类能进入该关系的认识能力。”[3] 他们认为某种自然的或超文化的合理性并不能弥合真理和证明之间的裂缝，这种裂缝是存在于人的评价信念中的某种非本质的东西。从实用观点上看，说现在所相信的合理性不是真的，就等于说某人可能提出更好的思想，永远存在着改进信念的余地，因为新的证据、假设或一整套新词汇都可能出现。实用主义者渴望客观性只是渴望得到尽可能充分的主体间的协洽一致，扩大协洽的主体范围，使更多的人达到协同性认识。因此罗蒂的“协同性”本质上只是指某个社会团体中人们在目标、兴趣和准则等方面达到的一致性。它不以客观性为基础，而是以有用性和伦理价值为基础。按照这种观点，真理归根到底只是人的一种信念和价值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