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纪6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社会登堂入室，成为大学讲坛和研究所的关注热点。有鉴于60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复杂发展，人们现在已经难以用一句话概括其总体性质和特征，因此，“新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应运而生，成为人们普遍接受、共同使用的提法。“新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涵盖了当代马克思主义思潮中区别于斯大林模式“正统”的一切形式。它仅限于陈述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发展中的一个事实，没有任何特殊的意识形态含义。我们在本文中，也仅仅是在这个意义上沿用这一概念。 “新马克思主义”是20年代出现的、中经两次大战之间的发展并于40—50年代已成雏型的一股思潮的直接或间接的产物。这一思潮最早的奠基人是罗莎·卢森堡、乔治·卢卡奇、卡尔·科尔施和安东尼奥·葛兰西等人。他们是当代“新马克思主义”当之无愧的思想先驱，可以说，当代“新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切形式都与他们的思想保持着这样或那样的关系，是他们的理论的变种和继续。介绍卢森堡和卢卡奇等人的思想，总结他们的理论创造，是我们打开理解当代“新马克思主义”发展大门的一把钥匙。 卢卡奇等一代“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先驱，是在特定的、共同的历史环境下形成和产生的。本世纪20年代世界上发生了两件大事，即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十月革命。其间，马克思主义的故乡、西欧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革命的失败和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这两个有违于马克思预言的事实深深震动了西欧的共产党人。卢卡奇、葛兰西等人在政治上不约而同地思考了西欧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道路问题，在思想上对第二国际和斯大林主义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深刻的理论反思。他们对教条主义的批判和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探索，是一个历史时代的必然产物。 经过半个世纪的政治变迁和理论风云，尤其是面对当前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挫折，我们今天重新审视卢卡奇等人的思想和学说，更理解了他们当年努力的实质：卢卡奇等人的理论属于马克思主义的原版思想，而不是所谓“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卢卡奇等人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传人，是富于创新精神的优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而不是激进的资产阶级左翼。将这一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及其理论归于资产阶级及其思想的范畴，斥之为马克思主义的异端，是历史的误会，时代的悲剧。我们应当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认真总结和继承他们所留下的这份丰富的马克思主义思想遗产。 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勒费弗尔等人的理论贡献主要有哪些方面呢？ 第一，批判了斯大林模式的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 卢卡奇等人认为，西欧革命的失败，宣告了第二国际教条主义理论的破产，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并非充满实践精神的马克思主义的危机，而是教条主义在理论上的破产和实践中的失败。为了寻找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方向，他们首先向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倾向进行了斗争。 卢卡奇等人认为，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存在着严重的自然主义倾向，他们盲目崇拜自然物质，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还原为社会存在的“物理学”，企图将历史范畴中的经济过程贬低为自然过程，从而将具体的社会存在重新抽象化。这种自然主义倾向导致了物质的自然规律决定论，经济过程所表现出来的社会历史必然性就被理解为僵死的、外在于人的任何历史活动的自然规律，从而被神化为抽象的、类似神学必然性的东西。对社会历史活动和历史规律的自然主义理解，必然导致教条主义的单一历史决定论，否认历史过程的任何多样化发展。卢卡奇等人看到，正是这种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抹煞了俄国革命和西欧革命的差别，从而造成了西欧革命高潮的夭折。 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中率先向第二国际理论家的教条主义发动了批判。他对所谓以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自居的唯物主义借标榜“科学”、崇尚“事实”、“物质”为名，将社会历史现实及其规律贬低为纯粹自然规律的做法十分反感。他认为，将“现实”、“实践”这些社会范畴重新抽象、还原为“自然”、“物质”，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歪曲。在《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中，他根据历史条件的变化，进一步发挥了他早年的思想，指出“对那些本质上是历史性范畴的抽象规定”，是“斯大林方法的理论工具”。〔1〕他认为， 普遍教条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正是基于此而产生的。 科尔施则把人的实践活动、社会历史的运动看作是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过程，无情地批判了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对物性的崇拜和对意识与对象关系的形而上学的理解。科尔施凭借“理论与实践统一的原则”、“历史”、“现实”等概念，批判第二国际的教条主义者的自然主义倾向，指出他们由于不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基础，割裂了理论与实践统一的原则，造成了对具体历史过程在认识中的分裂和片面化，从而用前一个历史时期产生的旧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硬性规范工人运动的新实践，以致使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的革命的特征消失了。正是这种落后于现实的僵化的教条主义，在新的革命高潮到来时，“导致了马克思主义的决定性危机”。〔2〕科尔施认为， 只有以罗莎·卢森堡和列宁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努力将马克思主义从第二国际教条主义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新的历史实践重新结合起来，才体现了革命的、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的勃勃生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