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陆军迫击第五大队《战斗详报》所示毒气战之实态

      1983年，立教大学文学部教授粟屋宪太郎在美国国家档案馆发现了日本陆军习志野学校所编的草案《支那事变中的化学战例证集》(1942年)①，1984年，时任中央大学商学部副教授的吉见义明又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制作的缩微胶卷中发现了华中派遣军编写的《进攻武汉期间化学战实施报告》(1938年)②，从此日本学界开始了对日军毒气战实态的解析。

      然而，由于日军的诸多资料在日本战败时已被有组织地销毁，有关日军毒气战部队编写的实战使用的资料，一直未在日本国内外的资料馆有所发现。2018年笔者发现并入手了1937年7月日中战争爆发后被派往中国的迫击第五大队的9份资料，具体内容包括该大队的《战斗详报》、战斗经过要图、毒气战教育相关资料等(现在这批资料均由笔者个人收藏保存)。由于迫击大队目前仅在部队史等有所提及③，这些可谓极为珍贵的资料。尤其是此次确认的由毒气战部队——迫击大队记录毒气战实态的《战斗详报》尚属首次发现，可谓是研究方面具有突破性的新发现。

      其中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战斗详报》记载了1939年7月迫击第五大队首次在山西省内使用糜烂性毒剂(也称作“黄剂”)的事实。该资料证实了1939年5月13日参谋总长向华北方面军下达《大陆指第452号》命令在山西省内试用糜烂性毒剂后，最前线部队据此付诸实施。关于这份《战斗详报》的发现，2019年7月8日，不仅多家日本地方报纸刊发了共同通讯社编发的报道，中国方面也做了相关报道，引起巨大的反响。刊登于岩波书店的月刊《世界》第923号(2019年8月号)上的拙文《新资料揭示日军毒气战——迫击第五大队〈战斗详报〉披露之实态》④，也做了内容介绍和分析。

      日本陆军的《战斗详报》是参加作战及战斗的部队(如陆军的步兵、炮兵、航空兵为大队以上，其他兵种为中队以上)为将情况详细报告给上级指挥官编写的，这是他们的义务。虽然根据时期、部队略有不同，但基本内容包括战斗前的状况、气象及战场情况、交战兵力、各时期的战斗经过、战斗后的状况、将来的参考事项、功绩等，最后除附有部队编制表、死伤表、兵器弹药损耗表外，有时还会附上部队接到命令的副本。而封面上会标记作战名、作战日期、部队名，右上部分多盖有“军事极密”“极密”的印章。

      此次入手的迫击第五大队的《战斗详报》，目录之后的内容与上述结构一致(尤其是死伤表、兵器弹药损耗表的标题注明是《战斗详报》的附表)，但封面被替换成乍看貌似个人记录(图1)的样子。即换成有别于正文的用纸，作战名、日期以毛笔写成，左下部分写着“小队长”“中队长代理”“中队长”等字样，并用新的细绳重新装订。此外，正文的开头所写的“战斗详报”四字中，“详报”二字有的被涂黑了。由于陆军在战败时曾有组织地销毁文件资料，因此可以推测这些资料不是战后复员时带回的，而是担任第一中队长的中尉在战时返回日本时，将其做成类似个人记录的样子秘密带回的。

      此次得到的迫击第五大队《战斗详报》的具体内容如下：

      1.迫击第五大队《封门口附近战斗详报》(1938年6月25-28日)

      2.迫击第五大队《垣曲东方地区之战斗详报》(1938年6月29日-7月12日)

      3.迫击第五大队《官店村附近之战斗详报》(1938年7月12-26日)

      4.迫击第五大队《大别山突破作战沙窝附近之战斗详报》(1938年10月2-24日)

      5.迫击第五大队第一中队《磨盘山西南侧并吊桥湾东侧及东南侧附近战斗详报》(1938年10月13-25日)

      6.迫击第五大队第一中队《修水河及南昌附近之战斗详报》(1939年3月22-30日)

      7.迫击第五大队《晋东作战战斗详报》(1939年7月5-28日)

      8.迫击第五大队第一中队《东北陈附近战斗详报》(1939年9月13日)

      9.迫击第五大队第一中队《长子西侧地区之战斗详报》(1939年10月8-9日)

      

      图1 此次笔者得到的迫击第五大队相关资料(浮签为笔者所加)

      其中，1—3一起装订在迫击第五大队第一中队第三小队小队长《昭和13年自6月至7月封门口及垣曲附近之战斗》册子内(原应为迫击第五大队的《封门口及垣曲附近之战斗详报》)。7虽然在替换的封面上用毛笔写的是“晋东会战”，但因参谋本部的记录等里面写的作战名为晋东作战，所以取“晋东作战战斗详报”为资料名。8与9也是装订在一起的。

      日本战败后不久，唯恐被追究战争犯罪的日本陆军即有组织地销毁了档案资料。再加上日军毒气战的战争犯罪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东京审判)中被免予追究，真实情形被原陆军的有关人士巧妙掩盖⑤，所以迫击大队实施毒气战的具体情况不得而知。例如，亚洲太平洋战争时期担任第六陆军技术研究所(负责化学武器的研究与开发)所长、原中将小柳津政雄战后记述称，“支那事变时通晓化学战的部分将校以敌人顽强抵抗为由，积极建议使用毒气弹，但似乎大本营及现地军队司令官都没有采纳这一意见。但1939年进攻华中地区的南昌时，特别从陆军习志野学校的职员中选拔指导将校加入作战部队，尝试进行将极少量毒烟混入无毒烟中进行放射，对作战作出了巨大贡献”，“迫击大队……凭借榴弹活跃于大陆战场”。⑥因此，此次发现的迫击第五大队的《战斗详报》等资料，不仅可以揭示毒气战部队的实态，了解迫击大队的组织和作战行动等，还可以用于日中战争史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