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的美国学术理论界和文化研究界，佳亚特里·C.斯皮瓦克（Gayatri C.Spivak）的名字变得越来越引人注目，尤其是在后殖民主义理论思潮突破了西方中心的模式并完成了从边缘步入中心的步骤后，斯皮瓦克更是被当作仅次于赛义德的当代最有影响、同时也是最有争议的一位后殖民地或第三世界知识分子，或后殖民批评家。其实，了解斯皮瓦克学术生涯的学者并不难从她的那些体系驳杂且变化多端的著述中窥见一条清晰的发展轨迹，即照《斯皮瓦克读本》编者的概括，她的知识生涯“从对解构理论的深刻的女权主义考察到资本和国际劳动分工的马克思主义批判，再到对帝国主义和殖民话语的批判，再到对……种族的批判”〔1〕， 最后才得以在当今文化学术明星璀璨的美国学术批评界独树一帜，并成为少数几位能叱咤风云的人物之一的。更为精确或简明扼要地概括，也即她从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在北美的翻译阐释者到一个颇有挑战性的女权主义批评家，然后逐步发展成为有着自己的独特批评个体和理论风格的当代最有影响的后殖民理论批评家之一。正是基于对这条发展轨迹的考察和探幽，本文分别就她的学术生涯的三个阶段来较为全面地概括斯皮瓦克的学术思想，以总结出她的后殖民理论与另两位（赛义德和巴巴）的相同和差异及其在当今的国际理论争鸣中的影响和意义。当然这三个阶段并无截然可辨的先后顺序，而往往是互相交替和相辅相成的。 一、解构理论在北美的杰出阐释者 在本世纪60年代中后期，有四个因素导致了当时曾风靡一时的法国存在主义哲学、现代主义文学和结构主义理论的受挫：1968年的五月风暴击碎了存在主义所热衷的人道主义幻觉，使得作为一种文化思潮的存在主义从此一蹶不振；原来的结构主义者也出于对疾风暴雨式的革命之理想的幻灭，意识到他们虽无法动摇现存的国家结构，但却可以沉湎于对语言结构的游戏性消解之中，因而他们摇身一变成为结构主义阵营内部的发难者和批判者，结构主义演变成了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以先锋派的智力反叛面目出现在北美文化界和文学界的后现代主义也在向日益陈腐和衰落的现代主义精英文学发起挑战，现代主义的时代终于为后现代的时代所替代；德里达这位显赫一时的结构主义者首先在北美的一次学术会议上作了题为《人文科学中的符号、结构和话语的游戏》的长篇发言，从而发起了对结构主义的全面声讨和批判。之后，在美国批评界的“耶鲁学派”的阐释和推广之下，德里达所创立的以消解结构之中心的阅读策略为特征的解构批评迅速在北美批评界占据主导地位，从而结束了现象学、原型批评和结构主义一统天下的格局。诚然，耶鲁“四人帮”对推广解构理论并在批评中予以实践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也许真正使解构理论和思维模式普及的应当归功于另外两个人，这就是以解构理论的阐释者而著称的少壮派学者乔纳森·卡勒和以德里达的翻译者而闻名的斯皮瓦克。而且更为公正地说，斯皮瓦克不仅是德里达著作的主要翻译者，同时也是当今的批评家和学者中对德里达的思想把握最准确、解释得最透彻的一个人，这主要体现在她为德里达所著的《论文字学》（De la Grammatologie）撰写的那篇长达80 页的“译者前言”（Translator's Preface）以及其后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中。可以说，正是从对德里达理论的翻译解释入手，斯皮瓦克开始了她那漫长的以解构理论为其主要理论基础的著述生涯的。 毫无疑问，德里达的出现在西方哲学界决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有着深刻的理论渊源，这个源头至少可以追溯到康德，因此斯皮瓦克决不孤立地看待德里达这一突然出现在60年代后期法国学术思想界的现象，而是将她的阐释笔触首先切入对这一理论源头的探索。通过对德里达与其先驱者康德、尼采以及海德格尔等人的思想的比较，斯皮瓦克总结道，自康德以来，哲学已意识到得为自己的话语负责，“如果为自己的话语负责这一假想可导致这一结论的话，也即所有的结论都实实在在地是临时凑成的并且具有包容性，那么所有的原文也同样缺乏独创性，责任必定与轻佻浮躁相共存，它没有必要成为阴郁的原因”〔2〕。 这就从某种意义上肯定了德里达对西方形而上学的批判，并为其合法性予以解释和辩护。众所周知，解构理论的一个重要观点就在于其对西方哲学界和语言学界长期占统治地位的“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进行有力的批判和消解，这种消解策略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对所有的中心意识和形而上学的整体性质疑，这也就是反对解构理论的人们攻击德里达的一个重要依据：他那怀疑一切的“文化虚无主义”态度和对语言结构的游戏性消解策略。既然所有的结论都不再是绝对可靠和具有终极价值的，那么对文本的阅读和解释就必然是循环往复的，最后的结论也就永远无法得出，这就是解构式阅读为人们得出的结论。在解构理论家看来，意义的终极阐释是缺席的，因而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就只能是一种缺席的在场（presence），正是这种缺席在场致使意义得以不断地延缓。斯皮瓦克在仔细阅读德里达的著述后指出，德里达“对在场并不抱怀旧的态度，他在传统的符号概念中窥见了一种多样性特征……对于在场来说，正是这种不可避免的怀旧才使这种多样性得以成为一个统一体的，其实现的方式就是宣布符号引出了所指（signified）的出场”〔3〕。而能指的不确定和所指的多重取向以及这二者之间的相互滑动便导致了终极意义的不可能获得，这就是解构批评家对文本阅读阐释所抱的态度。应该说，斯皮瓦克的早期论述风格的晦涩之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德里达的影响，而她对德里达的超越则体现在她对当代社会现实的强烈参与意识和对权威话语的挑战精神和批判锋芒，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她后期的后殖民批评文字中。 在德里达的重要著述中有一部题为《写作与差异》（L'Ecriture et la Difference,1967），着重阐述了解构的一个重要特征，即阅读和阐释文本的策略是诉诸差异。斯皮瓦克对差异自然情有独钟，并作了有力的阐释，在她看来，“用这种简单但却有力的洞见作武器——有力得足以‘消解超验的所指’——符号、音符以及字符都只是一种差异的结构，于是德里达便表明，打开思想的可能性的东西不仅仅是存在的问题，同时也是不同于‘完全的他者’的无法抹去的差异”〔4〕。 差异是始终存在的，踪迹也是无法抹去的，这样看来，结构主义者所主张的结构的整一性显然是过时了。无疑，对差异和踪迹的兴趣致使斯皮瓦克在其后的学术生涯中把大量精力花在了对第三世界文本和“非主流文化”（subaltern studies）的研究上， 这正是她与其他早先的解构主义批评家的不同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