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的长河中,人类的文明发展呈现出纷纭复杂的现象,如何从总体上把握文明的进程,引发了思想家对于世界文明的哲学反思。继斯宾格勒、汤因比用文化形态学的方法将人类历史分别概括为8个文化、21种文明之后,雅斯贝斯也沿着同样的文化形态学思路,对人类的文明进程作出了新的独特的解释,提出了以轴心期文明理论为特色的文明形态发展论。这一理论包含了许多重要而有价值的思想,我们对此做一探讨。 一 雅斯贝斯对于人类文明的历史把握是以这一信念为基础的,即“人类具有唯一的共同起源和共同目标”〔1〕。正是在这一信念指引下,他在文明进程中划定了一个轴心期。这个轴心位于人性形成的“最卓有成效的历史之点”〔2〕,在那里存在着“某种深刻的共同因素, 即人性的唯一本源的表现”〔3〕,“自它以后, 历史产生了人类所能达到的一切。”〔4〕从这个轴心出发, 雅斯贝斯建立了世界历史理解的共同框架,提出了人类文明演进的四种形态。 1.史前文明 这是人性开始孕育、文明开始形成的时期。这时,构成人类文明的一些最基本的要素出现了:语言的产生、工具的制造、火的应用、人群共同体的形成、神话和宗教意识的出现。正是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人第一次超出了生物学的规定,开始走向真正的人。同时,各种各样的文明现象也得以在某些地区发展起来。不过,一切都显得非常粗陋幼稚,而我们对它的了解也只是一幅模糊的图像。但尽管如此,史前时代的文明塑造了人性的基本特征,“预先决定了此后的整个历史进程”〔5〕。 2.古代文明 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间,人类文明进入了第二种文明形态——古代文明。巴比伦、埃及和爱琴海文明、雅利安印度河文明、中国黄河文明这三个最早的古代文明形态相继在三个地区出现。国家的诞生,世界帝国的出现,马的应用,文字的发明,民族的形成,还有建筑和艺术品的出现,这一切都使得古代文明呈现出完全不同于史前文明的面貌,它再也“不是一个沉寂的世界”〔6〕, 人发生了内在的转化,由非历史走向了历史。正是“随着历史的开始,人才真正成为人”〔7〕。不过, 古代文明仍然“缺乏奠立我们新人性基础的精神革命”〔8〕。所以,它虽然为之后的轴心期文明奠定了基础, 却又随着轴心期文明的出现而被淹没了。 3.轴心期文明 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间,以公元前500 年为中心,地球上各地区发生了精神运动,标志着轴心期文明的到来。人类的精神基础正是在这一时期同时并独立地在中国、印度、波斯、巴勒斯坦和希腊开始奠定,直到今天,人类文明仍然附着在这个基础上,靠其“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9〕。 轴心期文明既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关键之点,也是衡量过去、现在和未来文明的标准。所以,它成为雅斯贝斯文明形态论的核心。 4.科技文明 科技文明形态发端于15世纪的欧洲,经过17至18世纪的准备和发展,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全面展开,成为轴心期文明以来人类文明在精神领域和物质领域的第一次全新发展。科技文明以欧洲为中心,科学技术是欧洲文明区别于其它文明的根本标志。科技文明时代使历史处于转折点,开辟了真正的世界文明史的起点。同时,它又造成了深刻的危机和灾难。揭示科技文明的危机,探求未来文明的方向,正是雅斯贝斯文明形态理论的指归。 在前后相继的四种文明形态中,轴心期文明具有非凡的意义。雅斯贝斯将之称为“突破期”,而之前与之后的三种文明则被称为“间歇期”。前一个间歇期为轴心期文明的突破集聚了必要的能量,轴心期文明则为以后的文明发展奠定了基础和标准,而后一个间歇期既是轴心期文明的进一步展开,又为新的轴心期文明的突破进行准备。雅斯贝斯认为,我们可能面临新的轴心期,它将在新的基础上获得更加卓越的文明成就。在此我们看到,雅斯贝斯与斯宾格勒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他一方面继承了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学方法,另一方面又纠正了斯宾格勒把世界文明割裂为一个个独立无关的形态的错误,坚持从统一立场出发把握世界文明史的整体,同时,也克服了斯宾格勒的文化宿命论和悲观主义。 二 在雅斯贝斯的文明形态论中,轴心期文明具有核心意义。它既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关键之点,也是用以认识和评价各种文明形态的基本尺度。 在雅斯贝斯看来,轴心期文明是人类精神的第一次大觉醒,“正是在那里,我们同最深刻的历史分界线相遇。”〔10〕同古代文明相比,它充满了种种不寻常的历史事件,形成了一系列哲学争鸣的精神运动。在中国诞生了孔子、老子、墨子、庄子等诸子百家;在印度出现了佛陀和《奥义书》;在伊朗琐罗亚斯德创建了袄教;在巴勒斯坦从以利亚经以赛亚、耶利米,到以赛亚第二,先知们纷纷涌现;在希腊贤者如云,有荷马、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柏拉图、修昔底德、阿基米德等,这一切都标志着人类文明进入了一个崭新的精神境界,具有一系列崭新的精神特点。 第一,轴心期文明第一次“出现了后来所谓的理智和个性”〔11〕,人类开始确立起反思和自我意识,思想成为自身的对象。于是,“以前无意识接受的思想、习惯和环境,都遭到审查、探究和清理”〔12〕,“截然相反的事物间的平静变成了对立和矛盾的不宁”〔13〕。人类开始敢于依靠自身,从精神上将自己和整个宇宙进行对比,他在自身内部发现了超越自身和外部世界的根据。第二,精神交流和精神传播运动发展起来,人的精神潜力得到了空前的释放。第三,神话时代结束了,轴心期文明创立了“世界宗教之源端”〔14〕。理性的确立使人们开始意识到整体的存在、自身和自身的限度,经验也使人体验到世界的恐怖和自身的软弱。于是,理性和经验向神话发起了斗争,结果导致对一种超然存在、普天归一的上帝的信仰。第四,与精神世界的繁荣相一致,社会领域也呈现出风起云涌的景象,它赋予轴心期社会剧烈的震荡与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