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理性主义（Irrationalism ）是一种否认或贬低理性思维的能力，强调乃至夸大直觉、本能等非理性因素作用的理论。自19世纪中叶以来，它已从哲学、艺术领域一直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使西方社会传统的思想观念、价值体系、行为方式等发生了动摇，成为现代西方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哲学、社会思潮。本世纪80年代以来，这一思潮曾经在我国各阶层（尤其是青年）中造成了一定的思想混乱。为了消除这一思潮的负面影响，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分析和研究非理性主义的实质及其在西方思想发展中的地位，就成为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工作。 一 在西方文化发展中，“理性判断一直被认为是思维的高级形式，而且这种理性至上的秩序统治了西方文化将近两千年”〔1〕。19 世纪中叶以前，西方的哲学家们大都推崇理性（Rationlity），极力地弘扬理性，把理性奉为衡量一切的最高的甚至是唯一的尺度，从而形成了渊源流长的理性主义（Rationalism）传统，然而，到了19世纪中期， 以往西方哲学追求理性和知识的传统受到了怀疑和否定，发端于德国唯意志主义的非理性主义引起了人们前所未有的重视，被“扩散成为资产阶级哲学的主导倾向”〔2〕。至此， 哲学由研究外部世界转而研究人本身的内心世界， 由倡导理性转而否定理性， 直觉、 本能等非理性（Ir-rationality）因素的作用被夸大，形成了现代西方哲学占主导地位的非理性主义思潮。这样，理性和非理性的矛盾就构成了传统西方文化与现、当代西方思潮之间对立、分歧的焦点。 西方哲学中，对理性和非理性的理解和表述，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的哲学家那里，是不尽相同的，有时甚至是相互矛盾的。但纵观哲学发展史，还是可以从几个方面对它们加以界定。 第一、理性和非理性分别是指两种不同的能力。作为一种能力，理性是指人们形成概念、做出判断并进行逻辑推理的认知能力，以及按照逻辑思维规律指导实践的实际活动能力。这个思想的最早提出，来源于古希腊哲学家关于“逻各斯”（Logos）和“奴斯”（Nous）的学说。 逻各斯指世界万事万物运动变化必须遵循的某种不可抗拒的规律，是人们“每天都遇到的东西”，是“支配一切”的原则；奴斯是“万物中最细的，也是最纯的”，是“无限的、自主的、不与任何事物混合的和单独的、独立的”，指构成事物本身的精细的和能动的力量。正是在这个基础上，西方许多哲学家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亚里士多德认为，理性“就是灵魂用来进行思维和判断的东西”〔3〕。 笛卡尔说：“那种正确地作出判断和辨别真假的能力，实际上也就是我们称之为良知或理性的那种东西。”〔4〕所以，理性总是同逻辑思维、 逻辑推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而人正是唯一具有思维功能的主体，能够对外部世界进行理智的审定。与理性能力相反，非理性是指人所具有的一种非逻辑、非条理化的精神能力，如直觉能力、意志能力、本能能力等，这种精神能力推动着人们去从事那些难以表述的和不能自已的认识和行动。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者一般都在这个意义上来使用非理性的概念。如叔本华的“意志”指的是一种盲目的、不可遏止的、渴求生存的欲望冲动；尼采的“意志”是一种“无所不在的力量。……是一个奔腾泛滥的力量的海洋，它永远在流转变化，永远在回流，在无穷岁月中回流，……它是一种不知满足、不知厌倦、不知疲劳的权力意志”〔5〕， 它创造一切，改变一切，超越一切；弗洛伊德的“潜意识”是人的原始的本能和永恒的冲动，是人的全部行为和心理活动的内驱力。非理性，前苏联哲学家把它概括为：“理性思维所不能理解，逻辑概念所不能表述的”，主要包括“意志、本能、直觉、无意识的盲目力量。”〔6〕 第二、理性和非理性的表现形式是不同的。理性主要是以概念、判断、推理等逻辑思维形式和系统化、理论化的思想、理论等形式表现出来的，它存在于理性能力、理性方法、理性活动过程之中；而非理性则主要通过意志、直觉、灵感、情绪、情感、信仰、臆测、潜意识、本能、欲望等表现出来，这些形式不外是非理性能力、非理性方法、非理性活动过程等非理性现象的外在表现。 第三、理性和非理性是指人的精神世界中两个完全不同的方面。理性是指人的精神世界中明晰有序的部分；而非理性则指人的精神世界中混沌无序的部分。柏拉图曾把人的认识分为四个等级：理性、理智、信念、想象，认为它们之间的“清晰程度”是依次递减的，理性和理智较之信念和想象“更明晰”。〔7 〕斯宾诺莎在其《理智改进论》中阐述了这样的观点，他认为理性是清楚明白的知识，具有必然性、可靠性、明晰性，而“意见或想象”等非理性现象则属于“紊乱的、不恰当的观念”，是“从通过感官片断地、混淆地和不依理智的秩序而呈现给我们的个体事物得来的观念。”〔8〕因此， 人的非理性现象不如理性现象清楚明晰，它往往比较模糊，人们难以用语言和逻辑精确地描述和把握。 二 非理性主义是作为理性主义的批判者出现的。它把理性视为虚伪和荒谬，认为超验的理性权威对人们起着压抑和扭曲的作用，从而批判僵硬的、强制的理性主义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的残忍和罪恶。 在西方，从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人物开始，经过培根、笛卡尔，一直到康德、黑格尔，都把人的理性力量看作是高于一切的。在他们看来，“世界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合乎理性的或和谐的整体，人的头脑有能力理解这个世界，实际存在着某种可以交流且可以教导的方法，并且通过这些方法可以揭示出世界的内在活动；人们可以以某种方式系统地利用这种知识来为可预测的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服务；人类按其天性来说是理性的、不断进步的存在物，并且人类通过克服无知和创造出以正义原则为根据的种种制度，就可以实现自身的内在潜能”〔9〕。 西方早期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们在思想文化的各个领域里颂扬理性、论证理性、表现理性。这是一个“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权利”〔10〕的时代，是一个理性实现了自己的全面统治的时代。 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理性主义思想家们的理想目标并没有全部实现。在所谓西方“理性国家”和“理性社会”里，“商业日益变成了欺诈。革命的箴言‘博爱’在竞争的诡计和嫉妒中获得了实现。贿赂代替了暴力压迫，金钱代替了刀剑，成为社会权力的第一杠杆”，“以前只是暗中偷着干的资产阶级罪恶却更加猖獗了”，“总之，和启蒙学者的华美约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11〕曾是西方文化源泉的科学和技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降为一种威胁”，“正在使我们的世界降格。几代以来愉快和惊奇的源泉在它的一触之下而干涸，它所触及的一切都失去了人性”。〔12〕“科学万能”、“科学造福于人类”的理性主义受到资本主义实践的猛烈冲击。两次世界大战使人们对所谓以理性为基础的西方文明产生了更深刻的怀疑。在20世纪的战争和动乱面前，“我们有些根本的理想和制度有遭它们毁灭的危险。而事实上，有些理想和制度确实已经为这段时期所特有的野蛮行为和神经失常的破坏性洪流所淹没”〔13〕。在当代，“历史传统的崩溃，主导的基本认识的缺乏，对不确定的茫茫的将来的徬徨苦闷”〔14〕，已成为西方社会的共同意识。这就为非理性主义思潮的产生和传播创造了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