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特根斯坦是自康德以来对哲学的性质问题作深入思考的又一位重要的哲学家。他在哲学问题的性质、解决哲学问题的方法，哲学的目标等方面提出了诸多新的观点，并引起广泛的关注和争议。探讨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观无论对于我们进一步深入理解维特根斯坦本人的思想，还是对我们深化当代哲学研究都有重要的意义。 哲学病的主要起因：偏食 维特根斯坦认为，日常语言是具有良好的逻辑秩序的。尽管如此，它却导致了哲学问题。这是由于我们在哲学研究中僵化地按照一种思路、一种模式来理解日常语言，而缺乏对日常语言的“全貌概观”（ubersicht）。用维特根斯坦自己的话来说：“哲学病的主要起因——偏食：只用一种例子来滋养思想。”〔1〕 日常语言的外在相似性使我们按照一种思维逻辑来理解日常语言，把所有的日常用法都等同起来。维特根斯坦指出，在使用字词的时侯，日常语言中存在着“表层语法”和“深层语法”之分。“表层语法”是能够直观到或直接感受到的外在形式。这种外在形式具有极大的相似性和欺骗性，它使我们困惑于哲学的迷雾之中。在日常语言中，书写、说话等都伴随着某些身体的动作，都用手或咽喉从事外部活动，于是我们就从思考、书写、说话等词使用的相似性中得出结论：思考与书写、说话一样，必定存在着思考的场所：大脑，并把思考看作是一种思维活动。〔2〕许多人因此设计出与这种活动相对应的精神实体。“思考”以及与思考相似的“理解”（to understand）和“意味“（to mean）都被看作是一种心理过程。这正是维特根斯坦所否定的心理主义。不仅如此，我们还倾向于为每一个词设置一种心理图像，把每一个词的意义看作是某种心理活动赋予的。毫不奇怪，当人们发现房子失火而惊呼“火”时与人们在寒冷的冰天雪地里找火取暖发现火并高呼“火”时，“火”的含义确实是意义不同的。心理主义认为，在这里存在着情感、意愿等心理因素伴随着语言活动。于是理解意义的过程便成为重建心理活动的过程。人们把每一个词、每一个句子的意义都与一种心理活动联系起来。一直困惑着哲学家的难题似乎可以解决了，逻辑中的否定、选择、推理等逻辑联词的意义是什么呢？它的意义是否定的感觉、迟疑的感觉、如果的感觉等。人们于是用心理主义的单一模式来思考问题，哲学的病由此应运而生。 日常语言的相似性还表现在它们的结构相似性。维特根斯坦说：“这些关于词的用法的误解，除了其它因素，是由语言不同区域的表达形式之间的某些类似所引起的。”〔3〕从词的使用形式来看，思考、书写、说话都是一种活动，书写产生的结果是文字，说话产生的结果是声音，思考产生的结果应当是思想。文字和声音是直接可感知的，我们也试图寻找可感知的思想。从语言现象上可以看出，“桌子”、“房子”等都可以找到一个可感知的物体与之相对应，都有一个支撑物（substance）——实体。于是，我们就企图为每一个名称寻找一个实体，如思想的实体、数的实体、长的实体。我们不断地提出“桌子是什么？”“数是什么”？“长是什么？”的问题。当我们寻找“5个红苹果”时，我们找到了“红”和“苹果”，却无法处理“5”，不知道“5”在何处？〔4〕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设想了不可见的实体的存在。于是我们便进一步设定了“真”的实体，“善”的实体，“美”的实体。在哲学研究中，我们根据命题形式的相似性把一种句子形式投射到另一种句子形式上。例如，我们常说，可以肯定明天要下雨，可以肯定3大于2，可以肯定我牙痛。我们拘泥于句子形式的一致性，认为这种确定性只有程度上的不同，而看不到它们是不同种类的命题。经验命题是可以用经验证实的命题，如明天要下雨，数学命题是逻辑上真的命题，是不能经验证实的命题，如3大于2，而可以肯定我牙痛既不是经验命题又不是数学命题，而是第一人称的心理命题。它既不是逻辑上真的命题又不是可以用经验证实或证伪的命题。可是我们却一股脑儿地用经验证实的原则来看待这些命题的意义。这表明：“我们应不断突出各种区分，我们的普通语言形式很容易使我们忽视这些区别。”〔5〕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颇有点苏斯拉底的风格，他要读者和听者注意概念和命题之间的那些常被人们忽视的区别，而这种区别对于理解哲学问题有重要的意义。他的一句名言：我教你们以差别表明了这一点 日常语言中的这种相似性是人们很容易直观地了解到的。这就产生了一种语法的幻觉。维特根斯坦说：“‘语言（或思想）是某种奇特的东西’——这已经证明是一种迷信（不是错误），产生于语法的幻觉。”〔6〕人们迷信于这种幻觉，受到这种幻觉的欺骗，用一种方法，一种态度对待这些语言现象，看不到它们在不同场合，不同语言，不同用法中的不同作用，从而无法对语言的用法作全貌概观。哲学的任务不是要通过对日常语言的分析找出它们的逻辑结构，不是要改善日常语言的用法，使其更加精致，更加精确。维特根斯坦说：“我们的目标不是要以闻所未闻的方式为字词的用法改善和完善规则系统。”〔7〕哲学的研究就是要对语言的用法作全貌概观或全貌再现，掌握语言的各种不同用法，并描述这些不同用法。哲学研究的性质不是由它的研究对象，而是由哲学的问题所决定的，是由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所决定的。哲学对待这些问题的态度是描述这些问题，消解这些问题，而不是对这些问题给出答案。他强调：“真正的发现是当我想搞哲学时使我能够停止这样做。——即给予哲学安宁，这样它就不再会被它自身提出的问题所折磨。”〔8〕维特根斯坦相信他在研究哲学中的真正发现就是告别早期哲学，不再努力寻求改善或完善日常语言系统，而只是描述哲学问题，揭示它们对语言产生的误用，从而化解哲学的问题。这样哲学便得到安宁，不再被它自身提出的问题所困扰。在维特根斯坦那里，区别语言的不同用法，描述这些用法，化解哲学问题等活动就是哲学的研究。 哲学问题的形式：我不知路怎么走 我们的哲学病根源于偏食，根源于我们对日常语言的片面理解。这种理解方式实际上也是把日常生活的语言与日常生活割裂开来。治疗这种哲学病的方法就是看这些词语在他们的“老家”——日常生活中是如何使用的。我们所提出的许多哲学问题实际上是以对日常生活的玄想即脱离生活的思考密切相联系。这就常常使人们对日常生活中那些习以为常的东西产生困惑，使人们找不到产生这种困感的根源。人们提出的哲学问题具有这样的特征：“我不知路怎么走”〔9〕。很显然，我们每天都走路，但是当我们提出走路是何以可能的时候，我们便“不知路怎么走”了。 维特根斯坦强调，日常语言是在日常生活行为中提炼出来的，是日常生活的一个部分。他说：“语言……是一种提炼，‘开始是行为’。”〔10〕但是，当我们从事哲学研究时，我们却把日常语言从日常生活中分离出来，提出一些脱离生活的问题。他指出：“使我们感到迷惘的混乱产生于语言像马达空转的时候，而不是它正常工作的时候。”〔11〕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都明确无误地知道，一个物体在我们没有感觉它的时候，它们仍然存在。但是当我们从事哲学研究时，我们便提出，我们怎么知道一个物体在我们没有感觉它时它仍然存在。另一些人则提出相反的问题，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感知到的事物是真实存在的。面对这些问题，哲学家们总是不断地努力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维特根斯坦却不同，他认为，哲学研究并不试图给这些问题提供任何答案。它既不努力证明事物在人们未感知到它的时候仍然能真实存在，也不说明人们感知到的事物是真实存在的。哲学不提出任何假设并在公设的基础进行论证，提出理论。如果这样做的话，那么这或者是一些人所共知的常识，或者是一些准科学的幻想。维持根斯坦说：“假如有人试图在哲学中提出论点，那就永远不可能同它们辩论，因为每个人都会赞成它们。”〔12〕这就是说，哲学不解决上述问题，而是要提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是如何使用这些语言的，把这种语言的用法带回到日常生活中，使人们对日常语言获得全貌概观。如果说哲学要给人们提供什么东西的话，那么这不过是一些人所共知的常识，人人都会赞同它，我们也不必同他们争论。维特根斯坦强调：“朴素的语言即我们表达自己的人种朴素的、正常的方法，不包含任何看的理论——不给你展示一种理论而仅仅展示一种看的概念。”〔13〕哲学的工作就是指出哲学玄想的错误，揭示这种哲学玄想是如何产生的，表明它们是如何误用日常语言的，从而化解哲学问题。他认为，在哲学研究中，没有哲学命题，只有对哲学命题谬误性的说明，没有对哲学命题的严密的逻辑论证，只有对生活语言的总体描述，对日常语言的辨析。这就是说，哲学不解决问题，而是通过辨析消解问题，“它让一切保持现状”〔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