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和子宫都依循宇宙的节奏。大地上孕育万物的河流随月的盈亏而涨落，而女人子宫的来潮也经历同样周期性的变化。所有文化都不能不注意到以下两者间的联系，或者说自然造化力量的相似表现：即女人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生儿育女，并把食物转化成乳汁喂养他们，大地则循环往复地生产出丰硕物产，并提供一个复杂的容纳生命的生物圈。对自然和女人之间这种有形的联系，文化作出从尊重、尊敬到惧怕、仇恨和诋毁各种反应。不管是何种反应，它们都很严密，经过长时间的形成过程，在一个社会的世界观的演变中起到主要的和知识性的作用。 生态女权主义的核心观点是：西方文化中在贬低自然和贬低女人之间存在着某种历史性的、象征性的和政治的关系。自从弗朗索瓦·德·埃奥本在《女人或死亡》一书中首次提出生态女权主义（eco－feminisme）这个术语以来，这一领域迅速发展。在美国，妇女们从各个角度进入生态女权主义，包括环境运动、各种类型的非传统政治以及女权主义的精神性运动。近几年，出版了一系列生态女权主义文集和成百上千篇文章。此篇评介性文章将展示生态女权主义的三个重要方面：哲学、政治行动主义和精神性。 历史背景 说到欧洲文化，大量考古材料表明，在青铜时代之前的新石器时代社会中，大地和女人都很受尊敬。例如，祭祀用的小雕像就是用风格化手段表现的神圣女性形象，小雕像上刻有水形花纹或鸟头，它们反映出对自然与女性造化能力的“明显”实现之间的内在联系的认识。考古学材料揭示，在公元前4500年后发生一次转折。墓穴不再体现一种基本的男女平等（妇女的随葬品略多于男性）观念，而是突然改尊古墓埋葬模式，即将首领生前拥有或管辖的男人、女人、儿童、牲畜随葬在首领四周。游牧的印欧部落从欧亚大平原向西迁徒，为古老的欧洲带来了斗士膜拜、居住区周围建造筑垒、父权制社会制度以及神圣感从自然和女人向遥远天神的转移。当然，并非所有社会都遵循这一模式。 从青铜时代开始，欧洲社会中对自然和女人的贬低虽潮起潮落，但从未消失。毕达哥拉斯的信徒们制订出影响广泛的对立图式，其中女人与一些负面特征联系在一起，如无形式、不确定性、不规则性、未限定性，也就是说无法言明的物质，与固定的形式和明确的界限这些（男性）原则相对立。亚里士多德认为女人是被动的残废人。他认为，男人在智力方面的杰出才能能够揭示并规范自然界中有机体的所有形式和功能。之后，中世纪的宇宙论又将男人摆在女人、牲畜和自然界其他一切存在物之上，后者与物质的联结方式被认为不同于男性的精神和智力方式。自文艺复兴的人本主义到科学革命到启蒙运动的一系列发展导致了现代性的出现，它通过单纯建构人类历史，而不考虑范围更广、有待完全展现的全球生物社区，动摇了中世纪式的整体论（但不是等级制思想）。16和17世纪的科学革命中的“新机械哲学”认为自然界是（男性）人类理智完全可以理解和掌握的时钟装置。经验科学的实践者们所使用的比喻表达了一种通过强暴自然而了解“她的秘密”的强烈喜悦。生态女权主义者及其拥护者已经注意到，在新理性时代期间火烧女巫和其他酷刑之前所进行的“审判”（此乃父权主义歇斯底里症的法律仪式）中采用了类似的比喻和态度。 西方哲学和文化的二元思维 决定欧洲人世界观的二元思维或许是生态女权主义的哲学和政治分析的中心问题。欧洲的“阳性”*与理性、精神、文化、自主性、自信和公众领域相联系，而“阴性”则与情绪、身体、自然、相关性、被动性和个人领域相联系，此种区分具有广泛影响。这种简化论的做法由父权制所必需的几个前提相伴随：即与阳性相关的那一组特征高于与阴性相关的特征；后者的存在是为了服务于前者；统治自然和女人的逻辑应该以更高级的形式普及于（男性）人类。由此，欧洲的阳性建构是一种为显示“非自然”和“非女性”而作出的反应性的、不安定的姿态。欧洲世界观的父权主义核心是一种文化恐惧，即害怕自然和女人的创生能力如果不受文化父亲们的管辖，将会是混乱无序的、席卷一切的。生态女权主义者认为，上述分析对确定沿欧洲方向发展的哲学和政治中的那些可疑前提具有意义。在生态女权主义哲学的领域中，受到极大关注的两个主题是批判环境伦理中的“男性潮流”，生态女权主义和深生态学的对话。 生态女权主义对环境哲学的批判 生态女权主义者认为，在环境伦理领域中，许多哲学领袖基本上都忽视了他们的父权主义前提，因此只能重复统治逻辑，只不过是包裹在各种版本的生态世界观中。生态女权主义哲学家拒绝接受下列前提：坚持认为主导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义的自我概念和工具主义的自然观察是构架后父权主义环境伦理学的一条可行道路。康德式的理性主义框架以对立思考的理性为基础：智力能力绝然区别于情绪的、个人化的、具体的这些“混浊的”影响。由于自我被认为与其他人类和自然界的其余部分相脱离，因此通过远离个人感情以进行抽象的、普遍化的理性活动就可以取得精神进步。这种方法的结果是在对具体他者（“阴性的”、个人领域）的关心和关注与普遍化的道德关注（“阳性的”、公众领域）之间造成尖锐对立。生态女权主义把这种错误的对立看作是西方文化虐待自然的主要原因，认为，对自然的关注不应被看作是完成（阳性）普遍化过程、道德抽象活动，不应是分离和抛弃自我、情绪和某些特殊联系过程。 生态女权主义者还向作为环境伦理的哲学框架之基础的欧洲权力概念提出挑战。“伦理人本主义”和“动物分离主义者”试图用感知力、意识、理性能力、自我决定和利益这些尺度为自然界的各部分确立相对的价值。具有这些特征之一的存在物就被认为具备“内在价值”并因此有权享受“精神思考”。生态女权主义者一般把这种方法看作是静止的、任意的，缺乏对自然界（包括人类）全面的理解。反对使用权力理论的另一个原因是，它要求权力持有者个体间严格分离，同时它又被置于人类社团和合法性框架之中。把这一理论延伸应用于自然界其余部分就常常接近米勒的观点：如果某人对某物拥有权力，不仅他（她）应该拥有该物，而且其他人有义务介入并保护该物。这种推论给予人类几乎无限的义务——以各种深远的、矛盾的方式大量介入到自然的、平衡的循环中以保护令人眼花缭乱的众多生物的权力。生态女权主义者认为，建立自然伦理的一个更有希望的办法可能是取消权力概念目前所占据的中心地位，并且更关注较少二元论色彩的概念，如尊重、同情、关心、关注、怜悯、感激、友谊和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