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西方国家中，除共产党和一些左翼政治团体研究马克思主义外，学术界也有许多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他们当中有不少人能以科学而客观的态度，对马克思主义学说作实事求是的深入研究，提出一些新的见解，对马克思主义自身的不断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对我们今天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有借鉴意义。雷蒙·威廉斯就是这样一位值得介绍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研究者。由于他的许多著作还未能翻译过来，也缺少对他的详细介绍资料，所以我们对他还了解得不多。这里我主要根据他的代表作之一《马克思主义与文学》英文原文中的一些资料，对他提出的“从反映论到中介论”作简要的介绍和评述。 威廉斯出生在一个劳动阶级的家庭。1939年他到英国剑桥大学学习，在此期间他初次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并被深深吸引。他的出身背景使他对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理论观点很容易接受。在大学学习期间及以后的学术生涯中，威廉斯对这些理论做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并对其他西方流派也做了探索。在这样坚实的理论基础上，威廉斯不仅仅局限于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文学理论，而是与其他流派作比较研究，在比较中不断发展新的观点，力图超越马克思主义传统理论中的局限与困境。他先后写成了著名的《文化与社会》、《传播交流》、《乡村与城市》和《核心概念》等书。《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是威廉斯对早期文学、文化分析的一个新发展和延伸。在该书中，他分析了从马克思本人到卢卡契、阿尔图塞及戈德曼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贡献。在此基础上，他发展了自己的路子：把马克思主义的语言理论及文学理论融合为“文化唯物主义”，把文学理论放在文化学视野中去考察。该书在西方文艺理论界及广义的文化研究领域，引起强烈的反响，受到很高的评价，被认为是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理论的一个飞跃的发展和开拓。特别是对西方文化理论及文学理论的基本概念，诸如“文化”、“语言”、“意识形态”、“感情结构”、“决定论”、“符号与指义”、“风格与形式”等等，威廉斯都做出了精辟而独到的分析和阐述。 《马克思主义与文学》分三个大部份。第一部份“基本概念”是对“文化”、“语言”、“意识形态”的探讨。威廉斯追溯这些概念的起源、发展，并对不同形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他有关的重要理论之间的撞击做了精彩的讨论。由于威廉斯具有雄厚的西方哲学及文化理论的基础，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能从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去理解，而不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一个孤立的、封团的学派去理解。这正是他的理论深度之所在，也正是他的写作风格的独特性。也正是因为如此，他才能从马克思主义的基础论点出发，而最终发展和开拓这一理论。第二部份“文化理论”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文化霸权主义等作了深入分析。“从反映论到中介论”就是在这一部份中提出的。威廉斯认为在文艺理论中，唯物主义的传统历来把文学艺术看成是对社会现实或艺术家心灵世界的反映。文学艺术的本质被看成是一面“镜子”，反映现实的生活。有的真实地反映、有的错误地反映。威廉斯批判了这种简单的机械唯物主义的“反映论”或社会“决定论”，主张马克思、恩格斯所倡导的“历史唯物主义”，即把社会生活与文化创造或者说“本文”的关系看成一个能动的、双向的过程。但是威廉斯认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未能进一步对这个复杂的过程作出具体的阐述。他的“中介论”正是力图对这个多层次、多面性的能动过程作出描述及阐释。对威廉斯来说，文学作品不是对社会生活（客体）的简单反映，因为在创作过程中，语言不仅仅是摄入社会生活，而且同时也从中转换了原有的社会内容。也就是说，文学作品基于社会生活，但其本质是对社会生活的转换，这个转换的中介作用（mediation）与反映论、决定论有着本质的区别。因为在中介论中，文学作品不再是简单的反映机器，全权受制于社会生活的局限；相反，文学作品的创造力与再创造力得到了充分的认同。这样，语言、文学不再是与社会物质生活相对独立的活动，而是这个社会物质生活的一部份。它的功能不仅仅是“反映”，而是“创造”（production），对新的意义及观念的创造。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介论”具有更多的能动性，它既不抛弃社会生活，又辩证地引人了文学作品的创造作用。第三部份文学理论是对具体的文学创作、作品、作者的本质及关系的论述。他特别强调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对物质文化及文学创造的具体性的重视。他的分析重在对社会历史的具体性的分析，而不是抽象的概念化。 威廉斯的理论当然也有缺陷，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一书中，他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新观点，但却未能作深入阐述。但我们深信威廉斯的理论对我们今天重新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文学理论提供了建设性的桥梁。我们在这篇文章中，只是对他的“从反映论到中介论”的理论作初步评述。威廉斯在《从反映论到中介论》一文中，用“中介论”的概念，给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对文化艺术与现实的关系问题有了新的理解。 二 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存在决定意识被认为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列宁把这一原则用“反映论”做了进一步发挥，他把列夫·托尔斯泰称为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于是反映论就成为前苏联文艺理论中具有指导性的理论。继而斯大林又提出了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文学艺术也是上层建筑，它直接或间接地决定于经济基础，是社会经济基础的反映。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中期，关于反映论和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在前苏联学术界和文艺界，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对我国知识界也产生过深远影响。尤其是在五十年代全国学前苏联、学马列主义的高潮中，哲学界、文艺界也进行了热烈讨论。当时，有人把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作了简单的解释，曲解了列宁用“镜子”比喻托尔斯泰的作品的原意；对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也作了机械的解释。因此，也有不少人对机械的“决定论”和镜子式的反映论提出质疑，并提出“能动”的反映，以及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和能动作用的见解。威廉斯对这些问题，作了极有创见的大胆的阐述。他说： “基础—上层建筑模式的后果以及它对生产力及其决定作用这一过程所作的特殊而有限的阐释，常常变成对艺术和作为‘反映’的思想描述，有时甚至还成为一种理论。‘反映’这一隐喻在分析艺术和思想方面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这个形而下的过程及其所包含的关系都已证明了它与若干根本不同理论之间具有一致性。艺术可以说是‘真实世界的反映’，但是在这种对艺术的界定中，每一术语都长期处在必不可少的争论中。艺术不仅仅是对世界‘表层现象’的反映，而且还是对这些现象之后的‘现实’（即世界的‘内在本质’或世界的‘结构形式’）的反映。或者说艺术不是对‘毫无生命力的世界’的反映，而应是艺术家内心世界的反映。这种种论点阐述入微，深刻精妙，十分引人注意。” 威廉斯在这里概括了几种见解：一种把“反映”看作是“真实世界的反映”，是“自然的镜子”；另一种则认为艺术不仅仅是世界“表层现象”的反映，而是对现实世界的“内在本质”的反映。再一种则认为艺术是对“艺术家内心世界”的反映。但所有这些观点，如果用机械唯物主义的理论去解释，就势必陷入困境。所以，威廉斯又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