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凡精炼的概括，往往有其武断之处。无论是“八个样板戏和一个作家”的比附，还是“鲁迅走在金光大道”上的夸张，虽生动描述了“文革”文艺的贫瘠，在在显示了人们对浩然作为“得势者”的嘲讽，进而为新时期文学圆成自我提供了批判的对象，但“它毕竟不是在充分占有材料和冷静客观的分析研究基础之上的科学的概括，它所反映的还主要是当时人们对‘文革’的感性的浅层次的认识”①。而遗憾的是，进入1990年代后，一些浩然的研究者却仍然使用着过度简化的一类表述，如“八亿人民八个样板戏，浩然走在金光大道上”②“一个作家八台戏”③“‘文革文学’的标本”④…… 时至今日，我们已经知晓文学史中那个熟悉的“浩然”乃是1970年代文艺机制运作的结果。比如1974年《人民日报》《解放军文艺》等重要媒体先后发声高度赞扬浩然的《艳阳天》，这显然是特殊历史境遇中推崇“样板”小说家和设计小说“样板”的一次运作尝试。本文主旨并非为浩然评价再作翻案文章，而是针对前述种种不确切的文学史叙述，细致梳理浩然在1970年代初被“再发现”的时间节点和历史细节，并在此基础上继续追问：其一，浩然之所以在1970年代重新走红的背后，是何种特殊的政治文化力量主动使然？其二，浩然的“再发现”必然导致文艺界对其作于“十七年”的《艳阳天》进行再评价，那么这种再评价与1966年前的评价断续何在？其三，被“再发现”的浩然和《艳阳天》在1970年代文化阵营中究竟处于什么样的地位？简而言之，本文意在以浩然及其作品的遭遇为个案，烛照1970年文学机制的幽深之处，投射共和国文学史不同历史阶段之间的复杂关系。 一、1966-1970：有限冲击与短暂沉寂 “春风得意”，其实并不能完整而准确地形容浩然的“文革”岁月，其间的反复沉浮值得我们细致清理。关于自身在社会主义探索时期的种种经历，浩然在1970年代末及以后曾进行了多次回顾。 第一次是在1978年9月18日北京文联恢复大会上所作的检讨。他说：“我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到1976年底，三十岁出头的最好年华停下了笔，荒废了五年之久，我是很痛惜的。于1971年5月又重回创作岗位，心里兴奋，劲头很足。”⑤此时，“四人帮”已经倒台，作为知名作家的浩然必然要经受文艺“归来者”和新意识形态管理部门的审查。此次发言的主要内容包括两个方面，即承认“文艺思想上受了毒害”和“工作上直接受到利用”。为了获得组织和群众的谅解，进而从种种政治污名中解脱出来，浩然将1974-1976年的经历概括成从“受骗被利用”到“有所认识”的正向演进过程，但对自己在1966年之后的遭际所言甚少。 真正开始触及上述问题的，是作于1980年12月27日的《我是农民的子孙》。浩然在这篇回顾创作生涯的文章中指出：“从1966年到1970年底，这5年间，我跟全国所有的作家一样，是在斗批改、下放农村接受再教育中度过的，完全放下了笔。”⑥可如何“一样”，“斗批改和接受再教育”又是如何进行的，均语焉不详。表面上是因为浩然正在“写一本十年回忆录”，“这一节暂时从略”，但实质原因可能是思想上不能和情感上不愿将事实本末公之于众。 不过那本“十年回忆录”最终并未出世，但浩然终究在1990年代留下了一部口述自传。传中写道：“‘文革’的斗批改折腾我几年，随后像个废物那样被下放到房山县周口店公社新街村，当一名接受再教育的对象……”⑦观其笔锋所指，与其说是自陈生平，不如说是抒发不能写作的遗憾。这也在在说明经过将近20年的“总结和认识”，浩然依然困惑在路上。 幸好浩然的日记、笔记经过其子梁秋川整理出版，再结合同时代相关材料，我们得以勾勒浩然在特殊历史时空中的行止轮廓。 1965年11月到1966年6月，浩然来到北京市怀柔县得田沟村，随工作队开展“四清”工作。其后，浩然回到北京市文联。此时文联已进驻军宣队，他们看了浩然档案后，评价“出身好，长期在农村写作，群众反映不错”⑧。7月8日，北京文联革命委员会筹委会成立之际，浩然被推选为副主任。7月26日，文化部委派的新工作组主持重新选举革委会筹委会，浩然任副主任。8月25日，文联选举了正式的革委会，浩然高票当选副主任。此后，浩然还以北京市文联革委会负责人的身份，到天安门广场接受毛泽东接见。据浩然自陈：1967年1月，北京文联造反派联络站成立后，浩然受到批判，与此同时已经印刷完毕的《艳阳天》第三卷也没能发行。尽管某些历史细节以及彼此之间因果关系难以证实，但即便如此，浩然命运并未就此衰颓。很快，他先与李学鳌成立了“红色文艺战士造反队”；后又当选“向太阳革命造反兵团”组长和北京文联革命大联合委员会委员。1968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浩然与李学鳌联合署名的新闻特写《闻风而动的人们》，这在当时足以视作权威意识形态在为浩然的政治正确背书了。乱世中的浩然虽有涟漪，终未成波，连梁秋川也为之惊叹不已：“到了1968年6月，运动已经进行两年，在一般人的感觉里，作家都应当是靠边站等候审查的，而同样是作家的父亲，却在台上一年有余。”⑨ 直到1968年10月，北京文联撤销后，浩然才来到西郊马神庙的教育行政干校，开始集中学习和“斗批改”。中共九大向工农商学党政军民各方面、各单位都提出了“斗、批、改”的任务，而“清理阶级队伍”是其重要内容。“在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天下大乱’的背景下”，“‘清理阶级队伍’带有强烈的主观随意性”。⑩但此间的浩然依然是比较幸运的，同事杨沫成了专案组审讯的对象，而浩然却进入了专案组。尽管因替杨沫说话被撤销了专案组的工作(11)，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军宣队的信任。1969年5月31日，当杨沬还深陷在革命群众“专政”之时，浩然已经下放到房山县劳动。虽名曰下放，浩然却屡屡肩挑重担：先是担任周口店公社新街大队下放干部小组负责人；1970年春节后，他又被借调到北京市革委会农村工作组协助工作；11月，浩然被北京市革委会调回，并着手为北京市大兴县大白楼村先进人物王国福撰写传记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