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5种创作集外，鲁迅生前亲自编定13部杂文集，各集首末名为“题记”“小引”“题辞”“序言”“前记”“后记”“附记”的序跋共19篇。鲁迅杂文涉及现代中国人生存与发展的方方面面，诚如研究者所言，“成为一部迄今无与伦比的中国民情和民心的历史”①。为杂文集撰写的序跋，基于这一文体的规定性，其言说对象是作为“成品”的文集本身，即关于杂文写作及写作者自身的言说，这也使19篇序跋具有了连续性，可作为整体进行考察。本文拟通过考察鲁迅杂文集的序跋，探询鲁迅在杂文写作实践中生成其独特的杂文/文学观的过程及意义。 一、杂文的现代性困境 鲁迅的杂文写作始自1918年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1925年11月，他将“五四”前后发表的短文结集为第一部杂文集《热风》。写于1925年11月3日的《热风·题记》，是鲁迅回望、反思“五四”时期杂文写作，尤其是《新青年》时代“随感录”写作的序文。集中杂文与序跋写作的时间差，提供了从杂文写作实践及其现实反响中提炼杂文观的契机，同时赋予鲁迅写作者与反思者的双重身份。这也意味着，鲁迅对杂文本身的思考，与他使自身分化为思考对象与思考主体，在“人”与“文”的关联中探索“立人”②这一现代性课题密不可分。 不过，《热风·题记》首先呈现的却是杂文的现代性困境。《热风》中的“随感录”诸文，从“新文化”立场对“旧文化”宣战，“五四”新文化人依托进化论而获得的历史自信心，即使在鲁迅偏于冷静的反讽性书写中，也透出光亮的底色。然而，《题记》则流露出在回望时苦涩的色调。该文写法意味深长，表明推进新文化实践的鲁迅，对于目标与手段之抵牾使杂文在“五四”之后成为悖论性存在的自觉意识，以及自身因此陷入理智与情感相纠结的内心困惑。这种感受在《坟》的序跋中更加表露无遗。 《热风·题记》的开头，不像之后的杂文集序文那样单刀直入，直接谈编集情况或从外界反应引出对杂文本身的思考(《而已集·题辞》是另一种例外，详后)，而是写得非常奇妙，甚至有些让人摸不着头脑： 现在有谁经过西长安街一带的，总可以看见几个衣履破碎的穷苦孩子叫卖报纸。记得三四年前，在他们身上偶尔还剩有制服模样的残余；再早，就更体面，简直是童子军的拟态。③ 这段引文描写卖报孩子身上衣服形态的变迁，鲁迅通过观察生活将一段历史具体而微地呈现出来，“体面”“简直”等反语，则透出鲁迅压在纸背的忧愤。“拟态”的制服在后文进而成为讽刺投机者的修辞。接下来一段分析变迁原因，牵连出1919年五四运动与排日运动，以及后者在1925年的复演。日常生活的服装变迁，不过是历史舞台上宏大的现实政治风云变幻的折射，普通人的生活随之俯仰沉浮，正如穷孩子“年不如年地显出穷苦”④。 作为鲁迅杂文最初形态的“随感录”“短评”，就在这类以小见大的历史场景中登场，“我在《新青年》的《随感录》中做些短评，还在这前一年”，将1919年的政治事件作为1918年杂文写作的出场铺垫，凸显的是杂文写作的社会担当意识、文化政治意识以及强烈的革新诉求。其社会使命之重大，与鲁迅接下来轻描淡写的评价“所评论的多是小问题，所以无可道”⑤，形成巨大反差。这里不无自谦，但或许透露出鲁迅在1925年的疲惫感：杂文乃至新文化运动都没能促成真正的革新。 因此，杂文似乎也面临着如死火一般或“冻灭”或“烧完”⑥的两难处境： 这正是我所悲哀的。我以为凡对于时弊的攻击，文字须与时弊同时灭亡，因为这正如白血轮之酿成疮疖一般，倘非自身也被排除，则当它的生命的存留中，也即证明着病菌尚在。 但如果凡我所写，的确都是冷的呢？则它的生命原来就没有，更谈不到中国的病证究竟如何。⑦ 杂文是被追求现代化变革的时代所选择的文体，以攻击时弊为己任，须与时代共进退。属于前一时代的杂文，仍留存于当下，从逻辑上说，有两种可能：其一，如鲁迅所“悲哀”的，历史只有“循环”而无“革命”，杂文未能尽责，却只依附于历史的循环而苟存；其二，杂文本身不仅就事论事，而且具有穿透现实的概括力，抵达人心、人性深处，具有普遍性与超越性，不为时代所限。如果是前者，则杂文仅为陈迹，徒供自恋的瞻仰、凭吊，其意义等于无有；从后者来说，杂文实现了伟大的文学作品才具有的艺术效果。在西方现代审美自足的“纯文学”视野中，没有“杂文”这一体式。它如何能在“文学”的意义上生存下来？ 对鲁迅而言，这两种可能并非二选一的问题。杂文不能没有社会意义，同时也不能不是文学。换言之，鲁迅对社会变革的构想与实践，不能脱离文学。因此，杂文不能如“死火”那样选择“烧完”，而是要在“冻灭”与“烧完”之外，在时代与文学的交点上寻求持续燃烧。 二、“为己”与“为人”的连带 对于上述第一种可能，为了否定杂文对历史进步无所作为的逻辑假设，就必须回答杂文的社会意义如何可能的问题。将鲁迅面对这一问题的内心困惑及思考揭示无遗的，是《坟》的序跋。与《热风·题记》聚焦于杂文的历史性登场及其遭遇的现代性困境不同，《坟》的序跋可以看作鲁迅对自己二十年文字生涯的总结和反思。《坟·题记》和《写在〈坟〉后面》的写作时间相隔仅十天，关于杂文意义的思考重心已经位移，可见这一问题萦绕于鲁迅非止一时，也不是一次能够解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