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20)02-0107-08 在中国现当代历史文化语境之中，“劳动”一词有着独特的历史意味。劳动不仅仅被视为一种谋生方式，对劳动的价值认同除却农耕社会所衍生出的诸如耕读传家、以农为本等传统乡土伦理倾向之外，针对土地的劳动还被附加上了现代经济、政治等层面的属性，从而具有了现代伦理的价值和意义。在延安文学时期，农民对现代革命话语的理解和接纳，凭借着乡土劳动伦理的逻辑而达成。在“十七年文学”中，乡土劳动不仅被视为一种传统美德和农人本色，而且还上升为一种政治品性，对劳动伦理的重构成为推进革命前行的强劲动力。新时期文学一方面赓续了“十七年文学”劳动伦理的叙事逻辑，另一方面则开始向乡土劳动伦理回归。本文选取这三个时段的典型文本进行一种历史切片式的解读，以便探索劳动话语在中国文学中的构件、节点以及穿行其中的伦理逻辑和运作机制，并寻绎中国历史发展的循环往复及连续性。 一、传播与限定：劳动伦理乡土性与政治性的关系 延安文学时期正值革命话语秩序的初创期，毛泽东文艺思想对“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倡导，民间文艺形式和文化资源被视为文艺大众化的有效路径，延安文学所展现的是一种民间的、乡土性质的叙事。在劳动伦理层面，延安文学所内含的劳动伦理透露出一种浓浓的乡土气息。在传统农本社会，针对土地的体力劳动是农民根本的、唯一的生存方式，被视为天经地义的农民本分。规规矩矩的土地耕种成为农民身份认同和实现人生价值的路径，并由此衍生出相应的伦理价值和意义。劳动的意义是经验的、世俗的，如果深入到文本的叙事肌理层面便可以看到，即便是在政治外壳的包裹下，乡土劳动伦理仍在内里发挥着一种制约或支撑的作用，如土改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围绕地主顾涌成分问题所产生的争议，即如此。小说首先回溯了顾涌的发家史，顾涌起先也是苦出身，“是个拦羊的孩子”，后来靠着在荒瘠的土地上流血流汗，受了“四十八年的苦”，才积累起现在的家业。所以在划分成分时，农会主任程仁反对将顾涌划为革命阶级的对立面——地主，理由就是顾涌的发家靠的是自食其力、克勤克俭的劳动：“他这个地主可跟李子俊不一样，李子俊是坐着不动弹，吃好，穿好，要钱……他老顾么，是一滴汗一滴血赚来的呀！他的生活也不强，省吃俭用，咱们要把他同李子俊一样看待，管保有许多人不乐意！” 在是否将顾涌划分为地主成分问题上产生争议，说明了现代革命政治话语在进入传统乡民意识时与乡土劳动伦理发生了某种方枘圆凿的龃龉。顾涌的穷苦出身，白手起家，以及他那“一滴汗一滴血”的苦干、省吃俭用所累积起来的财富，在乡土劳动伦理逻辑中无疑是合法的、正当的，同时也是这种传统道德有效性的活生生例证，即只要恪守作为农民的本分，吃苦耐劳、克勤克俭，就有可能在土地上抬起头来，在实现脱贫致富的同时赢得乡土社会的尊重。因此，面对这种结构性的限制，政治性劳动伦理话语要想获得传播的合法性，必须借助于传统的伦理逻辑，或者说，乡土劳动伦理的回归正是现代政治革命的立论基础。同样是地主，如果说对凭借苦干发家的顾涌还存在争议，运用移植的革命话语说明、解析这一人物的政治身份和阶级属性时受到乡土伦理的限定，那么，对反面人物钱文贵的定性则显得顺畅多了，只不过背后所遵循的伦理逻辑实际上如出一辙，即钱文贵虽被定性为反动阶级分子，但这种反动性只是一个政治外壳，其内里支撑的仍然是一种乡土劳动伦理逻辑：“近年来村子上的人都似乎不大明白钱文贵的出身了……他不像庄稼人。……他们家里的妇女，也是不怎么劳动，他们家里就没有种什么地，他们是靠租子生活……” 钱家的人不怎么劳动，靠着地租和钱文贵的“势力”和“能活动”就过着“城里人”一样的生活。毫无疑义，这与自食其力、克勤克俭的乡土劳动伦理是相悖的，“村上人”对钱文贵的“不明白”，首先表达的是一种基于乡土劳动伦理的不认同。正是在这个逻辑上，钱文贵在成为政治意义上的反动阶级之前，已经沦为乡土劳动伦理意义上的异己分子。换言之，乡土社会对钱文贵乡土社会身份之外阶级本质的认定，对反动、剥削等革命话语的理解和接纳，正是通过乡土劳动伦理逻辑而达成的，政治性劳动伦理从村民对钱文贵经济来源的“不明白”地方着手，连接起传统认知结构的终点与现代革命政治的起点。“劳动”是由一个传统的、具体的伦理范畴蜕变为现代的、抽象的哲学和政治概念，由一种农耕时代的乡土德性转化为现代政治德性。“劳动取代了所有传统社会之中的‘理论’、‘实践’、‘上帝’、‘资产’等地位，并且成为了检视一切事物是否合乎人的理性的唯一标准。”[1]赵树理创作于1945年初的小说《地板》便体现了劳动伦理的价值论转向。在《地板》中，叙述者试图讲通这样一个道理，即粮食是劳动生产的，而不是“地板”——土地生产的。为此，小说整体上采用了一种问答的形式结构全篇。地主王老四对“减租减息”政策怀有抵触情绪，认为粮食是由土地生产的，出租土地收取地租理所当然。因此，尽管按照法令同意减租，但他思想上“打不通”：“我的租是拿地板换的，为什么叫我少得些才能算拉到？……他拿劳力换，叫他把我的地板缴回来，他们到空中生产去！”而同样是地主出身的小学教员王老三结合自己的种地经历，予以一种现身说法式的反驳，即同样的地板，因饿死了佃户，只能亲自下地耕种，但自己却不会劳动，最后几乎颗粒无收，而只有等到会劳动的人下地，才得到丰收的成果。由此可见，财富是人/劳动创造的，而不是土地：“老弟！再不要跟人家说地板能换粮食，地板什么也不能换……人家农会主席跟区上的同志说得一点也不差，粮食确确实实是劳力换的，不信你自己今年种上二亩地去试试！”在此，与自食其力的劳动收入相比，依靠田产的财产性收入不仅在政治上被宣布为非法，而且从思想上被推导出有违常识的逻辑性悖论，在这场饶有意味的革命启蒙中，劳动不仅作为一种乡土德性受到推崇，更作为一种政治德性获得了传播的思想和理论基础。由此一来，《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暴风骤雨》等土改小说所描述的土改初期的普遍现象，即老一辈佃农对地主不下地劳动却吃“大米白面”，自己流血流汗却缺吃少穿的不满以及由此所生成的心理基础——土地私权的正当性，被豁开了一道缺口，革命的“政治启蒙”在进入传统乡民意识时所面临的伦理困境开始从思想上得以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