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下，许多写作都被冠以“非虚构”之名，在大类中它包括散文、报告文学、纪实文学、日记、调查报告、笔记、杂文、新闻报道等，甚至公文写作亦入其列。与此同时，后来兴起的“非虚构写作”文本，也就变得面目不清，只能厕身其间。翻阅图书馆的检索与书籍摆置，就可以发现，梁鸿、黄灯与阿列克谢耶维奇等的“非虚构写作”作品，就被搁放在“散文的大类”之中。由此也足见，时至今日，“非虚构写作”仍无法获得其准确的“身份”。其实，与虚构类文学创作相比，其特点还是相当鲜明的：它是行走的文学，而非书斋里的想象与书写①；它是大众的呼声、社会的现实，而非私人的隐秘、花边的表达；它是介入与实践的文学，而非抒情与虚构的故事；它也是追求真相、诉诸真理的文学，而又不仅仅止于此，它还呼吁公平、正义，对准人心、人性，亦考量个体生命在公共领域内所遭受的挤压与变形，乃至于关照一种精神、思想与心灵意义上的生命存在之自洽与福祉。当众多研究都从文本出发来探讨“非虚构写作”之时，采用按图索骥、以意逆志的方式，从作品倒推写作过程，并结合文本构成样式与精神诉求来观察它的症候，或许是一条可行的路径。基于此，写作意识上“新乐府”精神的追求、前期材料准备时的口述史特点、写作过程中提供的见证者证词与最终文本呈现的报告样态，就能成为可资辨析“非虚构写作”的四个维度。 一、口述史、民族志或田野调查 在历史研究中，一般认为口述史“意味着源于口述的、且主要通过目击者的访谈而流传下来的历史……不是关于对历史事件与进程的准确回忆，而是关于历史的加工、早先体验对后来的历史进程所产生的影响，以及一种‘集体记忆’的产生、社会局限性及其对文化与政治的意义”②。在这一理解基础上，口述史并不强调叙述者所陈述事实的客观性，倒反而强调个体观念与叙述的差异。这正是汤普逊所强调的“口述史的首要价值”，即“相比于绝大多数的原始材料，它可以在更大程度上再造原有的各种立场”。他还强调，“通过口述史，我们应该坚信共同体能够而且应该写为属于自己的历史”。毕竟，“借助历史，普通人想要理解的是他们亲身经历的动荡和变迁”③，并借以来认识自我与生存的意义。当然，就历史研究本身而言，口述史“作为口碑史料以弥补档案文献之不足，并为历史书写提供生动细节”④。从这些论述即可看出，亲历者的见证、个人立场的表达、历史的生动细节等，都指向了口述史存在的独特性，对历史的接受也从“阅读”一变而为“倾听”⑤。历史的现实变成了琐碎的个人遭际，“口头回忆和重大历史事件的个人评论”⑥成为鲜活的“现场材料”，使之具有“原始史料”的价值。 在历史研究领域，这或许已经或正在成为“常识”，甚至在文学研究中也开始变成“实际操作”⑦，但在文学写作中似乎还仍然是新鲜的尝试。不过，好在尝试不但已经开始，而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几乎“非虚构写作”的践行者们，都有意无意地采用了“口述史的方法”。对于他们而言，“口述史的方法”不仅是写作之前的准备阶段的必备工具，也是文本呈现的方式之一，甚至是唯一的方式，这尤其体现在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中⑧。只需要倾听一下因切尔诺贝利核泄漏的受害者母亲的叙述，就能真切地体会到一桩历史的、社会的事实所导致的普通人的生活现实之逼真与切肤⑨；或者，在最质朴的语言中体会一个因战争而失去父母的六岁儿童的悲惨遭遇⑩，口述史所带着的细节、情感、个人的观点与立场，皆一目了然。所以在创作谈中，阿列克谢耶维奇说：“我感兴趣的不仅是围绕着我们的现实，还有我们的内心。我感兴趣的不是事件本身，而是时间的感觉……对我来说，感觉就是现实。”因此，她强调，“历史，就是通过那些没有任何人记住的见证者和参与者的讲述而被保存下来的”(11)。 在梁鸿和黄灯的“非虚构写作”中，口述史的痕迹似乎并没有那么明显，但不可忽略的是，作为写作的重要手段和途径，口述都是她们写作过程中所必不可少的方法，也是构成文本不可或缺的部分。黄灯直言，在决定写作之后，她“有意识地去东莞黄江、广州塘厦等地……进行了一些访谈……说是‘访谈’，其实更多的时候是在聊天，是亲人间不由自主地倾诉和倾听”(12)。这些“倾诉”经过“非虚构写作”，一变而为众人皆可倾听的“历史与社会的真实”，尽管这真实充满着“个人的观点与立场”。所以梁鸿提醒说：“历史学家必须认识到‘事实’的‘虚构性’，所谓的‘事实’是由论者先验的意识形态、文化观念所决定的。”所以对她而言，“非虚构写作”本身所具有的“隐喻”过程使得她的叙事“只能是文学的，或类似于文学，而非彻底的‘真实’”(13)。即便面对着“如此冰冷，又如此残忍”的少年强奸杀人犯供词，“非虚构写作”文本介于“虚构”与“非虚构”之间的特征，也十分明显。口述史强调对历史真实的呈现，但这种呈现本身就同时因个体的差异而带有“非真实”的一面，或者说这些“历史真实”是片面的、个体化的与碎片化的。因此，与其说“非虚构写作”是“写作”，不如说它更是“倾诉”，只不过这倾诉经过了加工、整理、择取。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非虚构写作”者们并非是历史研究的专家，而是别有用心的“人类学家”。同样是在《中国在梁庄》的序言中，梁鸿接着就她的“非虚构写作”叙述道，她希望“以一种整体的眼光，调查、分析、审视当代乡村在中国历史变革和文化变革中的位置，并努力展示出具有内在性的广阔的乡村现实生活图景……对村里的姓氏、宗族关系、家族成员、房屋状态、个人去向、婚姻生育作类似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调查”(14)。基于此，话题可以随之转入“民族志”或人类学研究的重要方法“田野调查”的讨论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