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三月初，早春时节，应张锐锋、宁肯等几位兄长提议，好容易在北京张罗了一场以“新散文”为主题的研讨会。从一九九八年算起，“新散文”这面旗帜从中国文坛亮相，到去年已满二十一年。二十一年不短。现代文学史也才三十二年，每十年一座里程碑，三段“十年”下来，中国文学彻底蜕去了文言和古典的壳与瓤，焕发出了现代白话的新姿态。当代文学七十年，前十七年创制“红色经典”和“两结合”的社会主义美学风格，之后十年两极分裂，样板戏、假大空和地火奔突的手抄本各行其道，再往后，新时期、转型期以至九十年代、新世纪，每七八年到十来年换一个节奏和基调，步步推移，层层递进，直抵当下。 百年沧桑，风起云落，道路不曾笔直，步伐并不匀齐，方向也未必都一往无前地瞄着清晰确定的“进步”或“发展”的目标，但变化是频繁的。三五年一小变，十来年一大变。变是常态，常态中有回旋和复古式的倒退，更有似曾相识的历史一幕的重演，重演的意味和效应却又多是崭新的。就在这乱哄哄而又急匆匆的赶行程似的横冲直闯和多方求索之中，“新散文”的旗号举了起来，飘扬得不算高，赢得的关注也不算强，但一经飘扬，就没有因为反响不够热烈而敛声匿迹，更没有自惭形秽草草收场。相反，在时时有一搭没一搭的应和与非议声中，它沉着倔强地戳在那儿，保持了一面旗号、一个标志、一种理念和追求的本色本相。掌旗者，其实只有一位，在最初立起旗幡时，并不算最高调也并不是单枪匹马独自出阵的那位，张锐锋。 二十余年的“新散文”运动也罢、试验也罢，至今仍未进入多数当代文学史著的重点观照视域。张锐锋个人的散文作品时有被编入各种选本，并被视为某一方面散文创作潮流的代表性文本的。但他和他的作品究竟在代表什么潮流或派别呢？看得出，各路文学选本的编者们大都不肯爽快地接纳或者依从张锐锋本人的说法，甚至还有些刻意地回避和抗拒着“新散文”这一名目。他们更乐于把张锐锋散文中的个别篇章按照他们习惯的认识和说法，贴上别的标签，归入别的门户。作为散文名家的张锐锋，已经让文坛无法漠视。作为“新散文”运动主将和理念阐发者的张锐锋，以及文体观念形态的“新散文”，至今还在经受普遍的质疑和排斥。这是一个旧文坛旧习惯对新的创作文本和创作理念分而治之、切割处理的表现，也是“新散文”所面对的传统或者旧势力对“新散文”在做姑且存其枝叶花果而务求斩除根系的坚决抵抗的表现。 回望之下，“新散文”的理念意向和创作实践，最初的起点出现得似乎有些偶然。依张锐锋几年前为合作编写“新散文”学生读本的往来通信和有关访谈忆述①，他第一篇有意识的“新散文”作品是发表在一九九一年第八期《山西文学》杂志上的《马车的影子》。发表之前，这篇长达二万二千字的散文辗转投寄多处都未能被留用，退稿理由一律是其形制太怪，不伦不类，不是小说，又不像散文，无法归类，不便处置。其实这也是极不欣赏作品本身和作者写法的意思。这种因为陌生所以拒斥的态度，与至今不能认同或容忍“新散文”的一派观点，属于一路。单从这一点看，《马车的影子》后来的发表和一定范围内的风行，并没有触动更没有改变看不惯它和反感它的那些读者，只是在这些人之外又遇到了另一些可以欣赏它的读者而已。 照张锐锋说，《马车的影子》一九八七年就已写成，而它在文坛的露面却经历了好像赶着马车游荡于四方的几年耽搁。从二十七岁到三十一岁，这位从诗歌、报告文学和小说的创作一路走进散文创作的试验场和探险地的青年作家，由于这四年的耽搁，想必会从安然而又忐忑的期待与失望的情绪变奏和心理跌宕中，充分感受到盘踞在文坛深处和许多文学媒介把关人心底的那种散文观是何等地僵化、顽固和陈腐。 在他早先痴迷于写诗的一九八○年代中期前后的那三四年里，②以及一九八○年代末一度卷入文坛盛行的大纪实写作热潮之际，③张锐锋显然还没有从当时文坛上风头正劲的热门文体中看出散文也将有升温走红的机会。新时期初年以“伤痕”、“改革”、“反思”、“寻根”等波浪相逐的潮流冲击了整个文坛，也带动起全民全社会的文学热的小说创作，到了一九八○年代中后期，也正面临大纪实等的写作品种，以及先锋小说和新写实小说的夹击。但尽管如此，前一时期未及涉足小说创作的张锐锋，这时也悄悄试了试自己把握小说的身手。在一九八七年第五期的《飞天》杂志和第十二期的《青年文学》杂志上，他先后发表了同为当代农村青年恋爱题材的两个短篇小说《冷焰》《纯粹的时刻》。前一篇格调平和，结局大团圆，后一篇弥漫着“伤逝”忆旧的悲剧气息，但就写法和故事构思看，和他早些年即已开始的诗歌创作太拘泥于乡村或童年，往往过多过露地展示“我”的视角、腔调和意念的偏颇相类似，这两篇小说也显得技巧简单、内涵单薄，与当时兴起的小说新潮有恍如隔代的差异。 正是经历了这样一段重提起来不免会见出许多尴尬之处的散文创作前史，张锐锋才走近了散文，站到了“新散文”的起跑线上，或者更准确点说，是被逼去到散文领域千方百计寻求突破他自己原有的写作状态和写作理念上。一九九○年《山西文学》第六期刊发了或许是张锐锋最早一篇向散文创作郑重转移的标志作《大地的仰望》。对这篇作品，张锐锋和《山西文学》当时的副主编，也是这篇作品的责编王子硕，明显都很重视。在刊出版面的第二页顶端，特地穿插了一则以《散文创作的生机》为题的编稿手记，由王子硕化名“常试”撰写。它提醒读者注意这篇近两万字的散文中少见的长篇，赞扬文中把“诗人般的激情”和“哲人般的深沉”融为一体。④ 今天看来，尤为难得的是，这则编稿手记把《大地的仰望》这一作品的问世，与散文在先秦诸子、两汉史传政论、唐宋八大家这一历史流脉中蔚为大观的精神气象和引领、开创一代代文风文脉的作用及地位关联、呼应了起来，认为把散文鼓捣、摆弄成小摆设、小陪衬，完全是近来才形成的局面。事实上，这已经在为张锐锋从《大地的仰望》起步探索散文创作新可能和新道路的实践，找到了文学史意义上的必要理据和知识依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