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与外典：冯至文论佚篇《涩》笺注 诗人冯至先生也是卓越的散文家，可是收在《冯至全集》里的文论，只有晚年给友人文集所作的几篇序言，似乎没有自出机杼的论文之作。 其实，冯至先生在1930年代倒有一篇精心的文论《涩》，读来也颇有意趣。查《冯至全集》附录的《冯至年谱》在1930年下也有记录云：“本年还有《涩》，刊于北平《朔风》杂志第一卷第四期”，①不知《冯至全集》为何失收了，以致研究者们长期不知此文之存在。按，《朔风》是北平孔德学校的刊物，1930年3月创刊，主要作者有岂明(周作人)、李星华(李大钊之女)等。冯至1928年暑假后任教于孔德学校，所以也成为《朔风》的作者，《朔风》第1期(1930年3月20日出刊)就有他的《译R.Deheml诗二首》，《涩》则刊发在《朔风》第4期，1930年6月20日出刊，其作者“冯至”也必是诗人冯至无疑。为便于读者和研究者参考，现在就把《涩》的原文校录如下，并对其所用古典与外典略加笺注—— “诗到无人爱处工”，②古人的这句真是不错；遥闻勃朗宁③写诗时，常常甚至于故意艰涩，这也很有趣味。 我总爱读涩的文字，因为人生就是那样地“涩”得可爱。一看就爱了，该是表面的吧；从万象中感到“艰涩”，然后从“艰涩”中体会出人生之可恋，苦茗一般，那是怎样地意味深长呀！ 人间似乎是没有直线的事。悠悠数千年，人类到底进化了多少，诚然很是疑问。“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社会，也许终归是一种理想而已。有信仰的人是有福了，他永久有一个明天的光明的美梦；而看透了人生，觉得不太好，也不太坏，将来既不光明，也不黑暗，因此而更自加警惕，黾勉地生活着，体验着，于无可奈何中为人类作点好的事情的人们，我却更爱他们。 每见同辈少年，稍不如意，辄怨天尤人，不肯稍为自省，甚而至于作出许多失态的样子，那真是有点儿太不智慧。说起来踏踏实实的人生真是无须乎火山似的热情，更不必卖假药，所需要的只是一点智慧而已。圣人不云乎，人之所异于禽兽者几希。④——再者，那里会有“如意”呢？纵使您旦夕追求的理想社会当真实现。常常自满的人，你把他放在猪圈里，他也会像猪一样地肥胖起来，心虚的人就是升入天堂也未必会怎样自得吧。⑤——数百年前东瀛有一法师曾引彼土哲人之言曰：“愿得无罪而赏谪居之月。”⑥实在是有旨哉！有旨哉！ 我不但不希望天官赐福，手持白玉如意走入我的梦中，我反而想多多地遇见几件不如意的，艰涩的事以了此一生。我的道路太贫乏了：由小学而中学，由中学而大学，由大学而中学教员，由中学教员又该怎样“而”呢，那真是费人猜测，其实也很容易猜测：拉洋车的“普罗”，及汽车上的“布尔”，⑦我恐怕此生都无份去了解他们的心情，分担他们的忧乐了：自己仿佛蜷居在一个角落里，当代志士自然要嗤之以鼻，埳井之蛙，不足以言海也。⑧有时自己也起一点好奇之心，出门访访朋友，万一朋友才出门，不能遇见，我绝不想埋怨那些“布尔”，他们在访友之先能有电话可以告知，并且有汽车可以赶得很快，那时我正不妨看看朋友的门前的土是黄的还是黑的，数一数墙上的标语又贴了多少层，并且研究研究树上之所以有虫子者，此何故也。比起西窗剪烛来，或者更算是一件很堪自慰的，丰富的旅行吧。涩中趣味，也就正在于此。万一忙里尚能有闲暇存在，那怕是几分钟呢，也可以打开一本古今人士从艰涩的生活体验出来的，用心血写成的艰涩的文字，像啃木头似地啃着，甜也好，苦也好，就使是一两行，只要能咀嚼出一点人生的回味来，此身幸福即如饗用太牢了。 古有苏东坡，近有梁任公，一提起他们两位的尊名，我就有点怕，因为他们的文章太“通畅”了，照这样子“通畅”下去，颇使人有“人们就此顺流而下，已一泻无余，尽可以无须再望下活了”之感。例如有男女二人，年方“笄”“冠”，一见倾心，再见而誓定终身，不数见而很快地被呼为爸爸妈妈：人生若都是如此顺利，未免太荒凉了，把许多有意味的事这样草草了结，而无精致的体会，则数十年的光阴是怎样的多余呀。把身体缩得那样短，而拖了一个长而又长的无聊的尾巴在后边！——所以我对于屡次失恋而不至灭性的“拔契劳”⑨不胜衷心佩服；如果真有白发夫妇，依然能保持情人的心情，有喜怒有哀乐地生活着，那我真要做首长诗来赞美，惊为尘世神仙了！ 信笔写来，离题已渐远，恐得不切题之讥，把笔放下，从头重看了一遍，却一点也不“涩”，于是不禁赧然，其实也很容易解嘲，就是所谓“不如意的，艰涩的事”我经验的还很少呢。 漏洞在所不免，还有许多意思也没有写了进去，限于篇幅，有机会时下次再谈吧。 一九三○，六，十，灯下随笔。 “智慧”之辨析：“艰”与“涩”的辩证法 《涩》写于1930年6月，正是冯至出国将去未去之时，也是他对自己1928年夏以来的创作有所不满之时。《涩》无疑带有反思文坛风气和自我振拔的意味。 冯至反思的乃是“五四”以来的浪漫—抒情文学风尚，这又可分为熟滑明快和感伤自恋两种趋向。熟滑明快的抒情之远祖是苏东坡、近宗则是梁启超，二者兼有达观的人生观和笔端常带感情的风格，他们似乎达观了人生，也理顺了人生，一切说来都不在话下——故此如冯至所批评的，他们所为“文章太‘通畅’了，照这样子‘通畅’下去，颇使人有‘人们就此顺流而下，已一泻无余，尽可以无须再望下活了’之感”。这种文风在“五四”后激情澎湃的新文化热潮中发扬光大，形成了激扬文字、痛快淋漓而不免抒情恣肆、说理浮泛的流行风。感伤自恋的抒情则把传统文人怀才不遇的抒情老调与“五四”后“生的苦闷、性的苦闷”的新浪漫主义思潮相结合，文学创作于是成了新青年作家们自曝苦闷、自伤自恋之具——诚如冯至所批评的，“每见同辈少年，稍不如意，辄怨天尤人，不肯稍为自省，甚而至于作出许多失态的样子”。这两种浪漫—抒情的文学风尚，要么熟滑明快有余，要么感伤自恋过甚，都对生活和人性的复杂性体会不足，欠缺深度、节制和余味，故此引起了冯至的反感和反思。 冯至对“五四”以来的浪漫—抒情文风的反感与反思，一方面当然源于他少年时期遭逢忧患(家道中落、失去母亲、孤独求学)所形成的性格气质——这是一种内敛自制的性格气质，它使冯至早年诗作自然而然地趋向于含蓄节制、抒情“幽婉”，而本能地对过于浪漫恣肆、感伤抒情的夸张文风有所不满。但必须注意的另一面是，冯至完成《昨日之歌》和《北游及其他》两部出色的诗集、于1928年夏重返北平之后的两年多，他自己的创作也徘徊在一个进退失据的低迷期，所作诗文也未能幸免浪漫—抒情风气之感染。事实上，冯至自1928年夏回北平后的两年间，在《新中华报副刊》《华北日报副刊》以及《骆驼草》等报刊上发表了数量不菲的诗文，这些诗文除个别作品略有可观外，大多是身边琐事的抒写和个人感触的抒发，格调颇为感伤纤弱，甚至给人感伤过甚、穷斯滥矣之感。对此，1930年6月的冯至显然也有所意识，所以此时发表的论文之作《涩》，其实也包含了对自己在这个低迷期所作诗文的不满和反思——这也是冯至一直不愿收集这一时期诗文的原因，迟至1985年的《冯至选集》始少量酌收，直到去世后出版的《冯至全集》才将这些散佚诗文集中收集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