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文研班”，是中国人民大学文学研究班的简称，于1959年9月21日举行第一期学员开学典礼，后历时5年，共举办3届，至1964年10月结束，培养学员约111人。在“文研班”开办期间，在周扬的建议下，中国人民大学在1963年9月到1964年10月又开办了一期文学进修班，培养学员约46人。“文研班”隶属于中国人民大学，由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合办，办班方针、师资和课程设置，则直接受中宣部和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周扬的制约。人大“文研班”在六十年代前期曾产生很大影响，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当时带领文学理论学科重建的许多学术骨干，都出身于“文研班”。但迄今为止，这方面的研究极少，许多从事当代文学评论的专家，也未见得知道有过人大“文研班”。这是很遗憾的。本文在收集和“抢救”第一手史料的基础上，叙说“文研班”的史事①，由此加深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复杂进程的了解。 一、“文研班”的办班原因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我国大学的研究生培养制度还不完善，招生很少，像人大“文研班”这样“集束式”批量培养专业研究生的，绝无仅有。那么，为何要举办人大“文研班”？它的基本情况是怎样的？ 这是文艺学科加强意识形态指导的需要。五十年代初，全国的高等院校进行调整，特别是文科院系和专业，几乎都在仿效苏联建制学科。以北大的中文系而言，合并了原清华和燕京两个大学的中文系，随之专业设置也做了大的调整。由原来语言、文学和文献等课程分得不是很清楚，到语言和文学专业(一段时间还有新闻)的划分，文学专业又分出古代文学、民间文学、新文学和文艺理论，后来又各自成立了教研室，专业分工更加严格了。这时，文艺理论在北大中文系成为一门独立的必修课，位置很突出。这仿效的是苏联的教育模式，以文艺理论“统摄”其他文学类课程。与北大中文系类似，当时各综合大学中文系学科的调整和设置，都增加了文艺理论课程，但非常缺乏能进行文艺理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文论授课的师资，于是纷纷为这个新课程开绿灯，加紧调配和培养师资。 1953年，北京师范大学开办“文艺理论班”，由著名理论家黄药眠担任导师，共招收三届学生，是新中国建立以后最早招收文艺理论研究生的。1954年2月，教育部又指示北京大学开办另一个“文艺理论班”。北大“文艺理论班”几乎一边倒地“复制”苏联文艺学研究与教学的模式。当时主讲专家就是来自苏联的毕达可夫，他是基辅大学副教授，著名学者季莫维耶夫的学生。他一课一课讲，学员一课一课记，讲稿“第一时间”传达全国许多大学，作为文艺理论课的讲义。总体而言，北师大和北大两个“文艺理论班”带有“干训班”性质，不够规范，教师人数也较少，并不能满足各高校开设文艺理论课的需要。缘于此，中宣部决定举办人大“文研班”，以解决文艺理论师资问题。 接下来，对人大“文研班”做简单介绍。人大“文研班”由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文学研究所和中国人民大学合办②，地址设在人大旧址铁狮子胡同、原段祺瑞政府院内。“文研班”具体管理工作由人大新闻系文学教研室负责③，文学研究所更多负责教师安排、课程设置。 二、周扬是“文研班”的创建者和导师 举办人大“文研班”，现实目的是培养文艺理论师资，强化对文艺学科的意识形态指导，而更长远的目标，是要摆脱苏联文艺教育的模式，让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本土化”，逐步建立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论体系。这是很诱人的“战略”目标。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整个社会包括知识分子的“心气”都很高，渴望能够建设新中国，创造新生活。这种思潮同样反映到文学界。特别是经过1958年“大跃进”，以及中苏关系的由热变冷，人们日益希望摆脱苏联模式的牵制，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寻找适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道路。让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本土化”，就成为一种理想与使命。人大“文研班”的举办，就是这种时代思潮的产物。而具体去促成和落实的，便是当时担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周扬是“文研班”的创建者和导师。 周扬从20世纪30年代就有建设本土化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想法④。到五六十年代，周扬一直没有放弃这个设想。例如，在1958年8月，周扬在河北省文艺理论工作会议上就提出，要“建立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和批评”。在1959年8月7日的一个读书会上，针对当时所谓“工农学哲学”的风潮，周扬又提出要建设好“专业的理论队伍”。他说：“更迫切的问题不在工农学哲学，在于加强队伍，提高理论工作干部。没有队伍，如何打仗？理论战线队伍不强，如何能加强理论工作？”⑤身肩意识形态管理、要时时投入现实政治斗争的周扬，显然也有他的思考。他对“大跃进”的浮夸风及其在文艺界的反映是有反思的，希望能够摆脱浮躁、多读书、加强和提高理论水平，并抓紧培养人才。这些思考促成了“文研班”的举办⑥。 对于“建立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和批评”，周扬是有通盘考虑的，当时他亲自抓“两材”，即“教材”和“人才”。1949年之前，我国各大学的文科教育多是因人设课，也就是教师擅长什么就讲什么，也因此教材混乱，没有系统性。文艺理论教材基本上用欧美的相关论著。1949年后，又多使用苏联的教材。1958年“大跃进”“放卫星”，北大等院校的青年学生集体突击编写过几种文科教材，如以北大中文系1955级为主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中国小说史稿》《现代汉语》《语言学基础》等等，但都以“大批判”开路，庸俗社会学和教条主义的影响很大。周扬对此显然不满意，他想集中全国最好的文科师资力量来编教材，并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趟出一条路子”，让马克思主义落实到文科建设中⑦。周扬主持“文科教材”编写这段史实，对于当代文学史来说也是重要的，但在有关周扬的传记研究中很少提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