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图书馆机构用户，欢迎您！
1955年5月，中共中央开展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不久，又开始全国性的“肃反”运动。6月，“当时作协党组副书记的刘白羽、作协党总支书记阮竞章共同署名向中央宣传部写报告，‘揭发’丁玲、陈企霞等问题……”①8月3日至9月6日，中国作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批判“丁玲陈企霞反革命小集团”。9月30日作协党组向中央写了《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处理意见的报告》，12月15日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随后中宣部作出开除陈企霞与李又然党籍的决定，丁玲被撤职，但没有开除党籍②。 丁玲和陈企霞“落马”的主要原因，是与中宣部副部长周扬的矛盾和冲突。中央文学研究所原总务处主任刑野，晚年在访谈中说：原来主持作协工作的是党组书记邵荃麟，但“邵荃麟是老实人。不会说，不会道，周扬使唤不上他，就从部队调来了刘白羽。一调来就坏了。从此文研所也没有好日子过了。刘听周扬的话。周扬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③。李向东、王增如在《丁玲传》中写道：“1955年4月，刘白羽被增补为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在1955年和1957年两次批判丁玲陈企霞斗争中，坐镇指挥的是周扬，冲锋在前的是刘白羽。”④韦君宜说：“作家协会总共不过二百多人，右派划了五十多个，‘踩线’的还不算。”⑤ 陈企霞原来在晋察冀的华北联合大学文学系当系主任，蔡其矫是文学系的教师，俩人关系不错。李又然是中央文学研究所的教师，作为同事，蔡其矫与他私交甚好。所以，蔡其矫因为与丁玲、陈企霞、李又然的关系，在1955年批判“丁玲陈企霞反革命小集团”的运动中，也被卷入并受到批判。 1956年政治局势开始发生变化，5月，“被捕”了9个月的陈企霞恢复了自由，他很快提出申诉。8月，中宣部成立了专门小组，重新审查“丁陈反党小集团”问题。1957年初，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在作协全体干部大会上说：“丁玲、陈企霞、李又然反党小集团”不能成立，应当摘掉这个帽子。随后就是所谓的“大鸣大放”时期，各级领导不断动员下属、群众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也开展“大鸣大放”。 在一次整风的会上，蔡其矫也提出两点疑问：一是怀疑1955年批胡风是不是搞错？二是周扬1955年秋天在批判“丁陈反党联盟”的大会上，说蔡其矫和胡风分子绿原的诗都是虚伪的，而周扬说只读过蔡其矫的一首诗，那么，他的结论怎么得出来的？蔡其矫还说，周扬身边的亲信，如严文井、何其芳等人，无形中形成一种宗派势力，而文学讲习所是宗派夹缝中的牺牲品⑥。 蔡其矫对周扬等人的意见，是导致他在“反右”运动中被批判的主要原因之一。 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中国作协“反右”负责人是作协党组副书记刘白羽，幕后指挥是周扬。主要采用以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的名义连续召开批判会，想扩大到哪一级就扩大到哪一级，想批判谁就批判谁。这样的扩大会，一共有二十五次。7月25日，中国作协党组重新讨论处理“丁、陈反党小集团”问题的扩大会议，由原来的纠正错案，又变成批判“丁玲、陈企霞右派反党集团”。8月7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位置，报道了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消息，题目是《文艺界反右派斗争的重大进展(肩题)攻破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主题)，从此，丁玲、陈企霞便成为过街老鼠，全国妇孺皆知”⑦。 据当年文学讲习所的同事徐刚回忆：“就我所知文学讲习所的教师蔡其矫，从1955年到1957年的30余次100多小时的会上，没有过发言。……蔡其矫在战争中便在华北联合大学文学系任教，对陈企霞、丁玲还是比较了解的。”⑧ 蔡其矫虽然在批判会上不发言，但中国作协党组并没有放过他。对蔡其矫的批判，定在第二十二次的扩大会，批判的内容主要是蔡其矫与丁玲和陈企霞的关系，还有与李又然的关系⑨。蔡其矫虽然无端被卷入无中生有的“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也受到批判，幸亏有文学讲习所所长公木的精心保护，才没有被划为“右派”。 10月，在“反右”的高潮中，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撤销，蔡其矫被批准为中国作协专业作家。但作为“思想倾向有问题”的作家，11月2日，当时的作协党组副书记郭小川，“约蔡其矫来谈他的深入生活问题”；3日，“下午与蔡其矫谈下去的问题”⑩。12月，蔡其矫被“下放”并挂职设在武汉管九个省水利建设的“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政治部的宣传部长。 从表面上看，当年的“作家下放”，是很光荣的事。蔡其矫后来回忆：“那时，作协有23人下放，都是很有影响的作家与诗人。作协将我们召集到北京饭店，周总理来作报告。……他说，中国真正进入社会主义，工业生产必须达到国民产值的60%，现在只有30%。你们下去就是建设社会主义。这次周总理大概讲了一二个钟头。之后，大家高高兴兴分开了。我和周立波同一趟火车，他到湖南，我到湖北，到汉口……”(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