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与灾难”专栏(3篇，主持人：杨义) 主持人语：在疫情未尽之际，讨论“文艺与灾难”的话题，令人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古人说“欢愉之辞难工，穷苦之言易好”，正是因为痛感的经历更能震颤文史工作者的心弦，使其诉诸笔端的文字分外有力量、有担当。中国文学中有“不平则鸣”的传统，有“秉笔直书”的信念，也有“悲天悯人”的情怀；而现代文学又与传媒密切合作，在灾难来临之际，有来自第一线的特写报道，有来自个人的观察记录，有针砭时弊的杂感即言，自然也有对民心士气的激励和鼓舞……而在灾难消退之后，文学绝不健忘，它会用小说、戏剧、散文、诗歌等形式，将此番痛楚深植于民族的记忆之中，以在更深的层面上呈现面对灾难时人性的温度和尊严，在更久的脉络中拷问一个民族反思进化的勇气，殷鉴不远，需要时刻保持警醒。 本期“文艺与灾难”专栏收入三篇论文，两篇论及战争，一则以“一·二八”抗战的战事报道去追索中国报告文学的起源，分析其功过得失，无论来自前方的报道，还是战后的反思，都展现出了现代作家的勇气与良知；一则以海外华人作家的战争书写，去重现我们国家浴火重生的历程，“离散”的生存状态，使他们的思考别有一种冷静，别有一份热切，在追索小人物在大时代中的命运时，更别有一番感喟与悲悯。另一篇则以反映当代中国生态灾难的文学作品的选编情况为考察对象，更为全面地向我们展现出作家的关切和选家的眼光，选本的编订，是对一个民族记忆的深度整理。弱水三千，取此一瓢，其取舍品评的标准更需细细加以推敲和掂量。也许是一个巧合，三篇文章的镜头愈拉愈远，由即时的报道到文学的重构到作品的编订——这是一个记忆的过程。我们当前正在经历的这一切，未来大概也会以同样的方式，在我们的文学文化长河中留下印记。 (杨义：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澳门大学讲座教授)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6431(2020)03-0137-09 1932年1月28日夜，日军悍然向驻守闸北的中国军队发起攻击，十九路军翁照垣部奋起抵抗，“一·二八”抗战就此爆发。上海市区沦为战场，商务印书馆的印刷厂等悉数被毁，文化生产力大受影响，加上商埠停业、投资人远避，诸多报纸只能停办，坚持下来的也要大幅减少版面，期刊杂志更无法维持。不过上海还有租界，可以避免战争侵袭，保证基本的新闻传播，同时，也收容了大量避难人群，为报纸提供了庞大的潜在读者群。战争就在身边，无论此前旧派文人的悲情故事，还是现代知识者的道义或政治谴责，都难以搔到痒处，人们关注的问题只有一个：仗打得怎么样？这一诉求也促使报告文学这一新的文体走红，并在此后的战争年代全面趋向繁荣。 一、《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的选篇 “一·二八”抗战大概是中国现代史上最迅捷地得到文学表现和资料整理的事件。1932年4月初，战事尚未完全结束，阿英便以南强书局的名义，出版了收集战地报道的《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一书。从5月份开始，他又陆续写下了《上海事变与鸳鸯蝴蝶派文艺》《上海事变与大众歌曲》《上海事变与资产阶级文学》等文章，后者着重批评了黄震遐的长篇小说《大上海的毁灭》。此后也以《大公报》上的作品为例，简要讨论了北方作家在上海事变期间的活动。在阿英最初设想中，他对“一·二八”事变的资料整理和评述有着更为宏伟的规划，上面提到的鸳鸯蝴蝶派一篇只是计划中的评论集《上海事变与文学》一书的第二章第二节，对黄震遐和陈梦家的批评大概可以视为第三章“论民族主义民主主义作家及其他的资产阶级作家的活动”的简略版；大众歌曲的问题则可能是第四章“论左翼作家的活动与大众化问题”的一个小部分；对《大公报》的评析则是原计划中的“末附”：“平津各派作家对上海事变活动的报告”的一节。此外，在这个流产的计划中，还有对上海事变的意义和作家活动总趋势的评价，以及对各派文艺活动经验教训的总结。在1933年4月出版的《现代中国文学论》一书的序言中，阿英带有一点儿自嘲意味的解释说，“因为自己比较的进步，不愿照旧的赓续下去”，上述散篇被收入到这本新的评论集，并用它作为自己“初期批评的一个最后纪念”。[1]4-5 言说未成，但资料存留，在第一时间编就的《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资料集中，阿英摆脱了笨拙的政治批评的羁绊，充分展现出作为第一流史料工作者的眼光和才华。该书包括两个序言，一个是以南强书局名义所写的《从上海事变说到报告文学》，这篇文章着重介绍了报告文学这一新兴体裁—— 在文笔活动方面，产生最多的，是近乎Reportage的形式的一种新闻报告；应用了适应于这一事变的断片叙述的报告文学的形式，作家们传达了关于一·二八以后各方面的事实。……报告文学的最大的力点，是在事实的报告，但这决不是和照相机摄取物象一样地，机械地将现实用文字来表现，这，必然的具有一定的目的，和一定的倾向。[2]2 接下来，阿英引用了基休在《报告文学之社会的任务》中的论述，进一步强调了报告文学不能满足于“事实的探究”，必须深入到事件背后“共通的基础”。在阿英看来，真实性和倾向性是报告文学的两个关键点。所谓“真实”，就是在诸多纷杂而彼此冲突的细节中，作家必须通过自己“正确的”意识，赋予事件以条理和意义。意识正确与否，如序言中所讲，要落实在“企图和被压迫者紧密的联结的努力”，或者用基休的话说，即“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