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地性与文学史的建构 文化研究的兴起和文学研究的空间转向，以及“地方性知识”“中国中心观”等观念的提出，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地方”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路向。“地方”是指具体的地理空间和社会场域，它有着分属自己的自然环境、社会构成、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在个人的知识经验和身份认同的形成中起着重要作用。正如马丁·海德格尔所言，“‘地方’使人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他的存在的外部联系，同时揭示了他的自由和现实的深度。藉此，它给了人类一个栖身之所。”①个人的知识、经验和性格，很大程度上由“地方”塑造，进而影响一地的创作风貌，因此才会出现诸如“京派”“海派”“津味小说”“山药蛋派”“荷花淀派”等地方文学现象。 需要强调的是，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地方”不应狭隘地理解为作家出生、成长的那片土地，而应看作是与生活体验、文学活动相关的一切地域空间，即文学的“在地性”，包括作家生活创作、内容风格、思潮流派、社团组织、新闻检查、报刊出版、传播接受所关联的故乡与异地、国内与国外等地域空间。“地方”不仅是文学的外部因素，也是文学的内部因素，地方和文学相互生产。一方面，地方的文化场域和生存体验影响到文学的生产，另一方面，文学通过创造地方故事、地方形象和地方风格，实现了对“地方”的生产。 新世纪以来，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立足于全局、整体的大一统文学史观，和以时间演进为内在逻辑的文学史建构方式，可供开拓的余地日显逼仄，其裁剪历史的方式也不断遭到质疑。在此情形下，“地方”视野既可具体而微地进入文学的发生现场和空间关系，又能避免宏大历史叙事的话语宰制，从而推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走向深耕细作。 “地方”如何参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建构，是一个有待深入开掘的话题，但往往被忽略。富有影响的《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重评五四传统》一文，就非常具有代表性。该文立足于文学观念的交织和流动，按照观念来建构文学史的内在演进逻辑，顾及了大的时代语境，而不把杂志、社团、人事与具体的地方或城市联系起来，偶尔提到几个地名，只有符号意义，并不涉及地方语境和城市性质。这样的论述尽管是“及物”的，但未“及地”。 文学史提及“地方”，主要基于两种策略，一是作为国家政治空间，涉及到权力中心或大区域，如北京、延安、沦陷区、解放区，二是作为文学社团和流派的诞生地，如创造社、海派与上海，京派与北京。而诸如重庆、南京、杭州、广州、青岛、哈尔滨、武汉、长沙、成都等地如何参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进程，以及“地方”与“地方”如何互动，在文学史叙述中通常并未得到呈现。 文学发展史本身包含对时间之流的处理，时间线性逻辑为了维持观念的自恰自足，往往忽略了那些溢出时间观念主线的地方元素所发挥的作用。例如：1902年至1917年在中国创办的29种以“小说”命名的报刊杂志(其中《新小说》创办于日本横滨，第二年移至上海)②，为什么没有一种在首善之区北京创办？为什么都分布在租界城市和殖民城市(上海23种，汉口2种，香港2种，广州2种)？与这些地方的文化、政治生态有何关系？我们通常缺乏对中国现代文学“在地性”的追问和探究。文学史的时间线性叙述模式，以中心观念对多维、复杂的文学面相进行了裁剪。革命文学史观、启蒙文学史观、现代性文学史观引领下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都多少体现了这一点。文学史是对一定时空发生的文学事实进行陈述，除了作为时代整体语境的“中国空间”，具体的、局部的“地方空间”的作用机制也应引起研究者的重视。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史，可以按照观念、思潮、文体、语言的时间演进逻辑进行叙述，也可以按照话语中心的空间转移进行叙述。沿着“上海(清末民初)——北京、上海(“五四”)——上海(1930年代)——武汉、重庆、延安等(全面抗战时期)——内地、香港、台湾(1949年前后)”的空间主线，同样可以完成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述。 不可小觑“地方”对中国现代文学性质和风貌的形塑作用。一些文学事实发生、存在于某地，并不是一个抽象的空间位置问题，而是类似于植物与土壤气候的关系，其风貌特征受到“在地性”的影响。鸳鸯蝴蝶派有着江南文人的气息，延安文学吸收了较多的西北民间文艺元素。有些文学现象只能在特定的地方发生。例如，在中国，注定只有上海，才能成为左翼文学的诞生地，包括左翼文学的叙事症候，也打上了租界化上海的文化烙印。③即使当代文学的历史叙事，也得考虑与地方的切合性。冯骥才的《三寸金莲》所讲述的小脚缠放和文明变迁故事，“只有放在天津的城市背景下讲比较合适。放在近代北京，故事就不能照原样讲，情节设计、场景描绘都要改，许多意味就出不来。放在上海也不大合适，近代上海‘洋气’太盛，租界文明观念的扩张较为顺畅”④。地方性是形成一些文学现象和作品风格的关键性元素，因此，文学史叙述应重视文学的“在地性”。在这一点上，吴福辉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插图本)》做了有益的尝试，该著从望平街说起，以地方性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学史叙述的新模式。由文学的“在地性”出发，可以淡化线性叙事模式的专断话语，把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置于空间视域下加以重新考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