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20)07-0126-09 最近二十多年来，话语与权力的关系问题逐渐成为了我们学术研究的热点，甚至被有的学者称作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论的转型，①在这里，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知识/权力思想的输入和译介可以说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论基础：“哲学家，甚至知识分子们总是努力划一条不可逾越的界线，把象征着真理和自由的知识领域与权力运作的领域分隔开来，以此来确立和抬高自己的身份。可是我惊讶地发现，在人文科学里，所有门类的知识的发展都与权力的实施密不可分。”②福柯揭示了话语与权力之间的紧密关系，权力贯穿话语，话语表达权力，两者相互融合。不过，这里的“权力”主要还不是来源于某个单一稳定的实体，也就是说主要还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需要不断反抗以争取自由的那种政治权力，而是渗透于现实人际关系之中的具有流动性的控制行为。如果说传统所谓的政治权力对语言自由的压制属于宏观的权力考察，那么福柯所展开的则是微观权力的剖析。这在那些关于阶级、社会族群与性别的话语权的分析中有清晰的表现。 不过，在受到了福柯理论的启发之后，中国学界所开展的对话语权的论述却在主题上有所转移：发达国家在国际话语权建设方面的主要经验、提高中国制度的国际话语权刍议、在舆论斗争中提升国际话语权、新媒体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提升……这些近年来成为主流论述的话题显然还受到了后现代主义、后殖民批判理论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影响，像美籍巴勒斯坦学者爱德华·沃第尔·萨义德的“东方主义”批判理论、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后现代文化理论以及伊格尔顿文学作为意识形态生产的论述，安东尼奥·葛兰西提出的“文化霸权”理论等等都在其中旗帜摇曳，而观察和研究实际上也经常走出“微观”，转入“宏观”的社会、国家与政治。这种“由微转宏”的取向在某种意义上的确更符合当下中国所面对的问题。 严格说来，福柯的微观权力论是以相对成熟的西方社会为观察对象的，在这里，各种制度的制衡已经使得政治权力的压制不再以冠冕堂皇、肆无忌惮的方式进行，权力的力量往往体现在人际关系的细部，而且还是我们习焉不察的局部，或者就是我们心甘情愿接受、认可的东西甚至无意识深处的续存，换句话说，福柯是用放大镜与显微镜在细读日常人生中暗藏的权力关系。但是，当今中国所遭遇的种种问题却经常还是国际关系的、民族文化的与社会结构的，总之依然更多“宏观”，特别是冷战结束、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之后，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曾经的意识形态的冲突虽然改变了形式，却也更直接地凸显在了中国与资本主义世界之间，这让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也一再成为意识形态话语权博弈的敏感地带，而中国文化与文学发展的主体性问题也不时被引入话语权斗争的联想之中。两极化格局被多极化发展趋势所取代，而文化冲突便成为意识形态之争的主要表现方式。经典马克思主义对世界和历史的认知方式原本就包含着对“权力”问题的揭示和批判，这种揭示和批判本来也是在宏观的意义上展开的，这都对中国学术的思维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到这个时候，在经由福柯的桥梁引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论述之时，为我们所熟悉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其实也重新回归了，并且发挥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在我看来，这种“由微转宏”的理论取向更能反映中国社会的诸多问题，可能比照搬福柯的思路更具有阐释的力度。只不过，到目前为止，我们见到的研究更多还是在国际政治或中外文化比较的领域内进行，话语与权力的关系主要指向国际关系的不平等性、后殖民逻辑的不正当性以及“东方主义”的扭曲性。相比之下，如何反思百年来中国文化与文学自身的精神史，特别是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我们遭遇过哪些历史的尴尬，如何在种种自我束缚的传统权力关系中自我解放，完成创造与更生，则一直缺少必要的总结，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因为，新文学自诞生以来，一直在与各种实体化的权力抗争、博弈，思想的斗争和艺术的突围最终也必然显示为语言(话语)的搏击，这里既有实体化的政治力量、文化权威的公开的压制，有压制下生成的话语形式——权力化语言对文学自由创造功能的消削和限制，也有控制中孕育的新的语言机制(逻辑)对文学发展的把控，当然，也存在中国作家勉力抗争、努力消解权力、扩大语言空间的持续行动。现代中国文学的语言建构究竟如何面对权力，这里有着怎样的屈服的教训，或者如何博弈的事实，本身就是一页页独特的历史，将为人类文化的话语/权力的运动史贡献耐人寻味的内容。 权力作用于语言，其主要方式体现为禁止与指派，但都属于强制执行。在一个专制主义的时代，最高的统治者的语言往往被奉为“正”，难怪北魏反对语言汉化的李冲认为：“四方之语，竟知谁是？帝者言之，即为正矣。”③政治权力之于语言的效果强大而实在。一方面，它的确能够有效地推动语言的发展，例如今天大家公认的语言史事实，英语由古英语向中古英语的转变直接得益于诺曼人对英国的征服：征服使得大量的法语词涌入英语词汇，对英语语言的句法结构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总之，在军事和政治的权威下，法语丰富了英语语言词汇、句法及造词方式。若没有诺曼人的征服，现代英语肯定会是另外的一番模样。再如拉丁语，最初不过是意大利半岛中部西海岸拉丁部族的语言，由于罗马的强盛，罗马人的拉丁语才逐渐在原本多方言并存中脱颖而出，成为新兴的罗马帝国的标准语。因为拉丁语是罗马教会统治下的宗教、文化和行政的语言，所以随着教会势力遍布于整个欧洲，拉丁语更加深其影响力，逐渐成为西欧各民族间的交际语言。同样，拉丁语在近代的衰落，在很大程度上也来源于统一的宗教权力的衰落和另外的政治权力的崛起——民族国家权力的出现，与民族国家权力所需要的民族语言开始替代了超民族的统一的拉丁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