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学者都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老舍在苏俄汉学界受到特殊的关注。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从一九三四年到二○一四年，苏俄先后翻译了老舍作品126部，其中长篇小说10部，中篇小说3部，短篇小说32部，戏剧7部，文艺批评、散文、杂文、书信等各类文章74篇。与此同时，一些颇有分量的老舍研究专著也接连出现，从安季波夫斯基的《老舍的早期创作：主题、人物、形象》、博洛京娜的《老舍战争年代的创作(1937-1949)》到罗季奥诺夫的《老舍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国民性》等，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老舍研究系列。可以说，从早年苏联汉学时代到当今俄罗斯汉学时代，“老舍热”延续了几十年，从未消退。那么，苏俄汉学家与老舍作品的契合点是什么？老舍作品的哪些特质吸引了苏俄汉学家的持久关注？这其中当然有多种因素，但我想，这主要是由于老舍与苏俄学者之间的某些精神契合。 老舍是一位深受世界各国人民喜爱的作家，他的作品已经被翻译为2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国传播。以往，我们总是认为老舍走出国门是基于鲜明的民族特色，浓郁的北京风情以及纯正、地道的北京方言土语，这几点的确是老舍的重要特征和标志，也是许多海外汉学家密切关注老舍创作的原因。但实际上，老舍受到海外关注，尤其是成为苏俄汉学的研究热点，并不仅仅出于这些原因，还有更为重要的因素：一是老舍作品题材的现实性及表达的民间性；二是老舍作品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联性；三是老舍作品的国民性批判。这些因素既揭示了老舍创作的精神内蕴，也体现了苏俄汉学研究自身注重文化审视的重要特色。 一、题材的现实性与表达的民间性 老舍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始终坚持思想启蒙的传统。因而他的兴趣和笔墨往往集中于从文化层面思考人生和探索人性，在创作中特别注重挖掘人物形象及社会现象背后的文化意义。此外，老舍早年曾远赴英国，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中文系执教之余，接触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并在此正式开始写作。回国后，老舍又在严酷的现实生活和抗战的环境里辗转奔波，这些丰富的人生经验令老舍的创作有了丰厚的文化底蕴和思想深度。俄罗斯横跨亚欧大陆，地理上的辽阔滋养了苏俄学者广博而宽厚的文化心态，苏俄汉学家的老舍研究同样从一开始就显现出多元性、包容性的特点，这与老舍创作文学与文化高度融合的风格形成了一种内在而深刻的契合。老舍及其创作受到苏俄汉学界长期关注，有这样两个重要原因： 一是来自民间的幽默感。老舍自幼成长于老北京胡同，老北京的街头巷尾就是他幽默话语和宽厚性格的直接来源，他的幽默感是从骨子里散发出来的。这令他在汲取西方文化的同时为这种幽默赋予了民间文化气息，因而无论是锋芒毕露的嘲讽还是充满善意的戏谑，抑或悲苦无奈的自嘲，都令人感到妙趣横生、发人深省。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教授司格林曾在《伟大的幽默大师》一文中写道：“老舍为自己的故事引用广泛的材料，涉及到与民族悲剧处于同一水平的问题，以及普通人遇到的生活困难。尽管在所有描写中透露出幽默，但在它们上面又都印着痛苦和悲伤。”①司格林注意到老舍小说对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普通人心理的书写，肯定了老舍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乡土意识。苏俄汉学家普遍关注到老舍幽默的深刻性和复杂性，这种认识一方面来源于苏俄汉学界对老舍文化背景的关注，另一方面也源于这种幽默心理与苏俄文学的人道主义关怀相契合，在老舍幽默风格的背后饱含着对穷人悲惨命运的深刻同情，对被压迫、被损害民众的热切关注，这是真正符合苏俄文学精神的宝贵品格。而老舍之所以能够受到那么多人的敬爱和推崇，正是因为他极为熟悉民间，能够深入人民的生活和精神世界，了解人民的所思所望。老舍的文学创作体现的是真正的民间幽默和他一生对民间传统的忠诚。俄罗斯汉学界这样的分析和理解是从更为广阔的社会背景和作家心理出发，对老舍的幽默艺术进行了独到的解析。 二是来自生活的现实性。俄罗斯有着深厚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普希金、托尔斯泰、纳博科夫、契诃夫、高尔基、肖洛霍夫等现实主义文学巨匠在苏俄文学史上熠熠生辉。苏联《外国文学》杂志负责人丹古洛夫曾写过一篇长文《沿着鲁迅开辟的路》，其中有一节专门写到老舍，“中国当代长篇小说中，没有一部能像老舍的名篇《骆驼祥子》(俄译本书名为《洋车夫》)那样受到我国读者的广泛青睐。这是一部描写可怜的洋车夫的坎坷遭遇的故事。我觉得正是通过他那无比艰辛的一生，折射出一座大城市的命运。”②丹古洛夫认为，相比较而言，《老张的哲学》《猫城记》这两部作品在揭示人物形象的深度和表现生活的真实性方面还远远不及《骆驼祥子》。另一位著名苏俄汉学家谢曼诺夫在一九六○年发表的《论老舍的剧作》中指出，《春华秋实》的艺术成就较之《龙须沟》和《方珍珠》相对较弱，其主要原因在于作家对新生活的揭示不够深入，对旧势力人物形象的塑造也不够出彩。谢曼诺夫还指出，《龙须沟》和《茶馆》是作家新中国成立后创作的最优秀的话剧剧本，正是因为《龙须沟》蕴含着小说片段式的环境描写，而《茶馆》在还原历史原貌的同时展现了社会冲突。③由此可见，以作品对社会现实和历史风貌的还原程度为标准评价老舍及其作品，是苏俄汉学家老舍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 苏俄汉学界的老舍研究，从作品的语言风格、情节内容深入到作家的文化身份，以文化视角勾连老舍的文学风格和创作心理，既更加贴合老舍本人的创作特点，也体现了苏俄汉学家自身一贯的开阔的学术视野与广博的学术风格。 二、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联性 苏联汉学界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成果丰厚。“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后，取得奠基性成就的苏联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便十分关注中国文学发展的最新动态。一九二二至一九二四年前后，他翻译了胡适的《归国杂感》并率先展开对胡适《尝试集》及中国现代白话新诗的评论和研究。④此后的百余年间，对鲁迅、老舍、巴金、茅盾、郭沫若、郁达夫、曹禺、瞿秋白、艾青等的翻译和研究均有成果涌现，并跟进式地翻译出版了冯骥才、王蒙、刘心武、王安忆、邓友梅、刘绍棠等当代作家的作品。但长期以来，国际汉学对中国文学的研究与中国学者的研究，无论从立场、角度、侧重点还是文本选取等方面，始终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它们就像两条轨道，大部分时候平行延展，但有时候也会交叉重叠。 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苏俄汉学家对中国现当代作家的研究，始终强调其创作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联性，而不是断裂性，这一点与当今中国的“国学热”，注重强调“五四”新文学与传统文化之间的承继性产生了一种契合。如阿列克谢耶夫一九三五年在苏联科学院纪念无产阶级革命成功十八周年大会上的报告《革命、战争与庸俗》中，就批评了中国在扬弃旧文化过程中的庸俗化倾向，并强调了新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共生性，他指出“新中国等于旧中国加新中国”，“旧中国不可能消失得无影无踪，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被新中国完全照搬”，他虽然对胡适等新文化领袖“建设新文化”的勇气和实践表示赞赏，但作为一名资深的中国古典诗文研究专家，他对胡适的《尝试集》并无太多溢美之词，反而从文学性角度指出白话新诗在韵律和用词方面缺陷明显。⑤同样的思路在苏俄汉学家的鲁迅研究、茅盾研究中也十分明显。谢曼诺夫的《鲁迅及其前驱》出版于一九六七年，是苏联时期一部影响广泛的重要的鲁迅研究专著。在这部书里，谢曼诺夫就将鲁迅的作品同清代的讽刺小说进行对比研究，从而指出其在题材、体裁、人物、语言等多方面与清代小说之间存在的继承关系。⑥一九六二年，索罗金出版了苏俄汉学史上的首部茅盾研究专论《茅盾的创作道路》，同样特别强调了中国传统文学对茅盾创作特色产生的影响问题。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