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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志清只花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就修完了博士课程，准备博士资格考试。考试内容包括了乔叟以后、20世纪以前全部的英国文学，所有经典小说家与大诗人，都要精读其代表作。夏志清胸有成竹，应答如流，1950年10月底顺利通过了口试。据他自己所说，一个小时的考试中，“所问到的作家有Chaucer(乔叟)，Spenser(斯宾塞)，Shakespeare(莎士比亚)，Marlowe(马洛)，Swift(斯威夫特)，Dryden(德莱顿)，Pope(蒲伯)，Tennyson(丁尼生)，Browning(布朗宁)，Arnold(阿诺德)，Swinburne(斯温伯尔尼)，Rossetti(罗塞蒂)，W.Morris(莫里斯)，Whitman(惠特曼)，Dickinson(狄金森)，Hawthorne(霍桑)等十数位”①，没有点真才实学怕是难以应付的，而他却是“烟卷在手，无题不答，自感很得意”②。关于博士论文的方向，原来有两个选择，一个是跟着布鲁克斯研究英国玄学派诗人安德鲁·马维尔(Andrew Marvell，1621-1678)，二是跟帕德尔研究18、19世纪之交的英国诗人乔治·克拉伯(George Crabbe，1754-1832)。从内心来说，夏志清更喜欢马维尔，觉得马维尔研究起来比较有趣，“可是metaphysical poetry给大批评家发挥得已差不多，很难有新见解，而且要看的当时的哲学书也较多。不如十八十九世纪的诗，容易attack，有发挥”③。所以，他最终还是决定跟帕德尔做克拉伯研究。他在给夏济安的信中说，“我的论文大约跟Pottle做Crabbe，这题目不太ambitious，可是研究他的人不多，还可以有话讲。他晚年的tales都有很obvious的moral concern，有时胜过浪漫诗人。Leavis把他推崇很高。预计一年可以做完，如找不到job，可以在Yale再拖一年，把论文慢慢做出”④。前人研究得不多，夏志清觉得“正好给我机会把他的诗集全部审阅一遍，再决定可否给他一个更公正的评价”⑤。当然，夏志清决定写克拉伯，除了学术的考量，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经济的因素，希望尽快写完论文，“不再向李氏基金会或耶鲁英文系请求经济补助”⑥，找到工作，挣钱养家。 说起来，帕德尔当年也是英国文学研究的名家，声名不亚于布鲁克斯。他出生于缅因州，1925年获得耶鲁大学博士学位后即留校任教，做过英语学院的院长，当时已是史德林讲座教授，是英语文学研究界举足轻重的人物。帕德尔对夏志清可谓青睐有加，颇为赏识。夏志清在课堂上关于雪莱长诗Episychidion的发言颇有见解，帕德尔就主动建议夏志清跟他做一篇为雪莱翻案的博士论文。夏志清知道帕德尔一向对艾略特、利维斯、布鲁克斯等人轻视雪莱很是不满，而这几位都是他服膺的大师或者是他的恩师，“不可能作违心之论而去大捧雪莱的”，只得婉言谢绝。没过几年，帕德尔又收了一位特别优秀的弟子，就是去年刚刚去世的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1930-2019)，果然跟着老师写了一本《雪莱创造神话》，了却了老师的心愿。布鲁姆后来也成为欧美文学研究的大师。如此说来，夏志清倒是布鲁姆正宗的同门师兄。帕德尔热爱浪漫派诗人，尤其是华兹华斯、雪莱、布朗宁，但是他主要的学术建树却是鲍斯威尔(James Boswell，1740-1795)研究，博士论文写的就是《鲍斯威尔的文艺生涯》，几乎穷尽毕生精力整理出版耶鲁大学1949年买下的全部鲍斯威尔手稿(Boswell’s papers)，出版了十三卷的鲍斯韦尔日记，四卷注释本，还有六百多页的《鲍斯威尔传》(James Boswell：The Earlier Years，1740-1769)。帕德尔的诗歌理论与新批评背道而驰，不遗余力地为浪漫主义辩护，但他提倡“批评的相对论”(Critical Relativism)，认为所有的批评论断都是短暂的、暂时的，必然会在下一个时代被推翻，现在浪漫主义文学和维多利亚文学的声名不济只是短暂的，所有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都将在合适的时机重获辉煌，赢得大众喜爱。对所有的判断，我们都应该保持一种宽容的心态。因此，即使夏志清的立场与他并不吻合，他还是给予夏志清很高的评价。夏志清终其一生，对帕德尔教授也是心怀感激，在他家里至今还收藏着关于帕德尔的各种报道和剪报。 不管帕德尔对新批评或克拉伯看法如何，似乎都没有影响夏志清的论文写作。夏志清从本科到现在，学术积累与学术训练基本都是以英美文学与英美批评为中心的。早在大学阶段，他的本科论文写的就是《丁尼生的思想与性格》(The Mind and Character of Tennyson)，还广泛阅读了莎士比亚、威廉·布莱克、T.S.艾略特等名家作品以及《精致的瓮》等批评名著。到了耶鲁，更是在名师指导下，系统阅读与研究英国戏剧、英国文艺复兴时代的诗歌、华兹华斯、雪莱、乔叟、蒲伯、乔伊斯等，还在布鲁克斯“二十世纪文学”这门课上充分领略到“新批评”文本细读的乐趣。有了扎实的前期基础，再加上现实的压力，夏志清的博士论文写得异常顺利，大半年即已完成初稿。当然，写作过程中也不是没有犹豫，“因为研究范围太狭，不大能感大兴趣，每天读他和他同时的作品，多少有点perfunctory的感觉”⑦。甚至还想过要换题目，但想想换了题目，要看的材料也很多，索性就算了。正好1951年6月，他幸运地得到饶大卫(David Rowe，1905-1985)教授的聘用，参与编写《中国手册》(China：An Area Manual)，年薪三千九百美元，这份年薪相当于普通助理教授的薪水，对于穷困的夏志清来说，不啻是一笔巨款。于是，7月份之后，他白天在耶鲁总图书馆一间房间里办公，编写《中国手册》，晚上回去快马加鞭，边打字边修改，9月中旬终于全部完成二百页的博士论文《乔治·克拉伯的批评性研究》(George Crabbe：A Critical Study)，并提交给研究生院，于11月15日顺利通过。只是这个时候已经错过了1951年的毕业典礼，要等到第二年6月才行，所以夏志清自编的履历表上，是1951年获得博士学位，而校方则把他算成是1952年的毕业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