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从各种版本文学史著作的出版到诸多作家作品研讨会的召开，当代文学领域每天都在上演着各种理论的热潮。然而，越来越多的读者会认为：当代文学对社会的介入作用正在式微，往日那种依靠一篇小说独步文坛、包打天下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文学终结论”的蔓延下，纯文学的读者已经从文学周边撤退。相反，一大批文学大众则聚集在网络文学的门户之下，依赖数字媒介的庇护享受着文学给予的情感寄托。网络写手开始从文学的周边包围文学的城市内核，作家中心论、文本中心论、文学来源于现实等文学理论的高头讲章受到了网络文学读者的质疑。盗墓、穿越、玄幻等类型小说穿透了读者的心扉，被无限的发酵。网络文学所带来的冲击让传统文学陷入浪漫主义幻觉之中，坚持纯文学创作的作家开始忍受失去文学中心的煎熬。庆幸的是莫言终于在2012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无疑给中国当代的纯文学打了一剂强心针，即使如此，纯文学波涛微澜的状态并没有太大改变。在数字媒介时代，人们关注的焦点已经不在文学上面，普通大众会关注每天的柴米油盐有没有涨价，什么时候能买得起居住的房子。而文学的精神食粮对于普通的大众来说已经没有物质粮食更有用了。在这样的时代，媒体制造了大众的狂欢，消解了人们精神的自足，我们不仅要追问：在电子媒介时代，诗人何为？文学何用？ 曾几何时，文学曾经作为精神的贵族混迹在上层社会之中，作家因为所创作的文学作品的伟大而受到读者的追捧，甚至在上层社会的沙龙中受到贵妇的恩宠。个体的文学经验伴随着强烈的情感体验——这种情感体验被称之为“美感”，这是文学具有感动人心的最终动力。一个作家的写作只有忠实于自己的内心，不受任何外在强制性因素影响才能获得这种文学“审美体验”的钟爱，而在电子媒介时代，网络文学的兴起，文学的“美感自足性”已经让位于文学的“经济可供性”，经济利益对文学的入侵在网络文学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网络文学的付费阅读以及各种衍生的文化产业成为网络文学从业者(网络写手、网络文学产业从业者)掘金的利器。在网络文学时代，我们再去谈“人文精神”将是何等的奢望。然而，数字媒介时代对纯文学作家来说的不幸，对于文学研究者来说，又是一个新的机遇，如果能够从媒介的视野介入到当代文学的研究之中，我们或许能够发现一些当代文学的特别之处。 一、中西方关于“媒介与文学关系”研究的分析框架 将媒介理论引入文学研究，是当前文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学界对这一问题持续多年的热情，既说明了媒介与文学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也说明了这一研究对于文学理论本身的推进作用。现代印刷技术的变革导致了文学现代性的发生，没有近代以来印刷技术的快速发展，中国现代文学的形成和发展将是另一个模样。文学研究者们正是看到了文学与媒介之间的这种互动共生关系，并以之作为其研究的方法论基础，我们在文学与传媒的相关领域才取得了非常重要的成果。进入1990年代以来，用“媒介”的理论观照百年中国文学的研究层出不穷。1979年出版的《辞海》对“媒介”的解释是“使双方发生关系的人或事”，西方媒介环境论者麦克卢汉认为“媒介即信息”、“媒介是人的延伸”。在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中，我们所谈到的媒介主要是指以传播文学信息为主要载体的传播媒介，包括文学期刊、文学出版、广播、影视、网络等。这些传播媒介或深或浅地介入到了百年中国文学的生产之中，成为我们研究文学媒介的重要文献资料。 从媒介与文学关系研究来看，国外学者主要选取文学艺术与电子媒介关系的某一侧面的问题，进行一种单向度的探讨。相关成果可分以下三类： 第一，直接以文学艺术在电子媒介时代的传播作为研究对象，或者是对各具体文学艺术门类的叙事与电子媒介的关系作专门的研究。这种研究以玛丽-洛尔瑞安(Marie-Laure Ryan)的《虚拟现实叙事：文学与电子媒体的沉浸与互动》(Narrative as Virtual Reality:Immersion and Interactivity in Literature and Electronic Media)(英文本2003年出版)为代表。玛丽-洛尔瑞安主要针对于电子媒体与文学叙事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现象和个案的描述与总结，虽然提供了大量的调查数据，但缺乏理论梳理和提升。另外，还有比利时的罗伊(Jan Van Looy)等人主编的《细读新媒体：电子文学分析》(Close Reading New Media:Analyzing Electronic Literature)(英文本2003年出版)等，率先应用“细读法”对电子文学出版物进行分析和阐释，但同样缺乏系统的理论研究，仅是种种不同文本材料和观点的集合。 第二，在讨论文化与电子媒介关系时对文学与电子媒介的关系做出宏观把握，即把两者同等地看成是人类文化活动的两大相互联系的方面和主题，分别对其进行研究。这种研究主要集中于大众文化领域内的媒介角色与文学艺术形态的转变分析。这方面的研究以斯图亚特·霍尔的专著《文化、传媒、社会》(Media，Culture and Society)(英文本1980年出版)为代表，虽然提供了宏大的历史视野，但缺乏对问题的微观审视。 第三，在研究文化与社会关系时着力于对电子媒介的分析。针对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所有电子媒介的文化制品，将其放在社会工业生产的语境中进行一番深入的解读，从而揭示出文化产品的商品化、标准化、大众化、视觉化特性，探讨文学艺术在电子技术影响下发生的巨大变化。这方面的研究以瓦尔特·本雅明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中译本1993年出版)、让·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中译本2000年出版)、费里德里希·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的《视觉媒体》(Optical Media)(英文本2010年出版)等为代表。 概而言之，国外研究的第一种类型为具体语境内的考察，零散存于各类文艺研究领域，且多处于现象描述阶段，尚需做出理论上的提升；而后两种类型是在文化与社会层面对相关问题的审视，是目前研究的主体。其大致有这样几种代表性的观点：一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运用意识形态批评与社会批评模式对文化进行研究，主要以法兰克福学派与伯明翰学派为代表，主要著述可以追溯到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中译本1992年出版)、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中译本1993年出版)、理查德·霍加特的《文化的用途》(中译本1989年出版)、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中译本1991年出版)，直到约翰·费斯克的《解读大众文化》(中译本1990年出版)等等。二是美国文化研究的观点，一方面有从杜威芝加哥学派追溯融合而成的传播“仪式观”代表的人文传统，主要著作是詹姆士·凯瑞的《作为文化的传播》(中译本2005年出版)；另一方面有英国文化研究在美国的本土化接受，主要著作有劳伦斯·格罗斯伯格(Lawrence Grossberg)的《Bring It All Back Home》(英文本1997年出版)、《Media Making—Mass Media in a Popular Culture》(英文本2005年出版)。三是符号学的观点，认为流行文化的形态就是象征符号，通过揭示象征符号表达的社会文化意义来解读文学艺术，代表性著作有罗兰·巴特的《流行体系》(中译本2000年出版)。四是媒介环境学的观点，将媒介的符号形态、感知形态和社会形态作为社会生态环境，来分析媒介与人、社会、文化的互动共生关系，主要著述有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中文版2000年出版)、尼尔·波斯曼的《娱乐至死》(中文版2011年出版)、沃尔特·翁的《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中文版2008年出版)。媒介环境学在中国语境中被翻译为媒介生态学，这一理论对我们的论题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在后面我们将做详细的分析。此外，还有解构主义哲学家德里达、英国社会学家斯特里纳蒂、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后工业理论的提出者丹尼尔·贝尔、当代美国理论家杰姆逊以及希利斯·米勒等人都从这方面对传媒文化给予了较高的关注和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