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结构与质量的关系表征高等教育发展水平 2019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明确要求，优化高等教育结构，提升高等教育质量，着力向高等教育强国迈进。我国即将迈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作为世界高等教育规模最大的国家，高等教育系统的复杂性表征为高等教育规模、结构、质量、效益以及资源供给、配置方式的多样性与可能性，其中，结构与质量的关系是主线。高等教育结构一般是指高等教育系统内各组成要素的总和或各部分的搭配和安排，可分为高等教育外部结构和高等教育内部结构，是高等学校在区域时空上的集中体现，是高等教育服务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1]包括布局结构、层次结构、形式结构、能级结构、科类结构、区域结构、管理体制结构等。[2][3]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三次高等教育结构调整的重点皆围绕着科类结构、举办结构和布局结构。第一次是1950年代的院系调整(科类结构)，为实现国家工业化需要；第二次是1980年代的体制改革(举办结构)，为激活地方办学资源，提供地方经济发展提供人才；第三次是1990年代的重点大学布局政策(布局结构)，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需要。 因为“高等教育结构是高等教育的基本问题，关系到学校发展方向的确定、办学质量及效益的提高和学校的特色等诸多方面”，[4]因此，每一次高等教育结构的调整都相应引起教育质量的变化。尽管高等教育质量是一个多层面、多维度且不断发展的概念，具有复杂性、动态性和开放性等特征，[5][6]但在结构—质量的问题上，基于大学职能的角度，可以认为高等教育质量是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后的高等学校办学质量，即大学在教育教学、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方面的教育实践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结果或产出。这就引出了高等教育资源的配置问题，宏观层面是指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与市场的基础作用下如何有效地将总体教育资源分配于不同的地区或高校，使教育资源流向最适宜的可能取得最大效益的地方；微观层面是指在高等教育资源分配既定的条件下，一个地区或高校如何组织并利用这些资源，使资源合理而充分地发挥出最大的效益。[7]本文所论及的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指的是通过国家宏观调控与市场机制(全国范围院系调整、高等教育体制机制改革、重点高校布局)将高等教育资源投放到地区或高校，以实现资源利用的最优化，提升教育质量。 事实上，高等教育结构调整是世界各国政府主导高等教育发展时的普遍现象，[8]而且，作为“左右”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力量”，高等教育结构对高等教育质量的深刻影响早就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例如，20世纪60年代美国加州高等教育规划就关注了层级结构、能级结构问题，聚焦外部环境变化而主动调整高等教育结构，[9]缔造了加州理念，成为高等教育规模与质量治理的先范。20世纪末21世纪初，我国三次高等教育结构调整后的成效与副作用逐渐显示，相关研究也开始关注高等教育结构问题，如高等教育结构变迁与高等教育功能选择、发挥的关系，[10]抑或是基于理论视角摸索高等教育结构改革策略。[11]然而，大部分研究只是对我国高等教育结构演变历史进行经验总结，[12]或以国际借鉴的方式，[13]试图为今后高等教育结构调整提供启示借鉴。但已有研究对高等教育结构如何影响教育资源配置、高等教育结构与质量发生的内在逻辑为何仍显不够深入。 本研究的问题和基本立论是：在高等教育质量成为社会关注焦点的背景下，通过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高等教育结构的演进历程进行梳理，以文献法和个案法探讨重大政策的影响，如1952年的院校调整政策、1985年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政策下的“新大学运动”以及20世纪90年代的高校合并政策、21世纪的区域布局结构调整政策等等，分析结构与质量的逻辑关系，阐释结构与质量的互动机制和内在效用机理，以破除高等教育结构性因素与高等教育质量治理的瓶颈，助力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二、中国高等教育的三次结构嬗变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高等教育结构经历了数次重大调整，我们回溯与分析其中的三次调整来探讨结构与质量关系的本土经验。 (一)高等教育科类结构的重构：1952年院系调整[14] 新中国建立之初，根据“接管、恢复、整顿”的原则，一方面在老解放区干部学校的经验基础上创办革命大学，如中国人民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另一方面，收回教育主权，接管私立高等学校，如辅仁大学、燕京大学。这些调整虽有关高等院校布局，但并未涉及高等教育结构问题，直至1952年院系调整，以高等教育科类结构为抓手，以发展专门学院、巩固和加强综合大学为基础，或将传统综合性大学拆解整合，如北京大学工学院、燕京大学工科各系并入清华大学，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的文、理、法学院并入北京大学，撤销燕京大学校名；或以院系为基本单位创建单科制高等学校，如新设了钢铁、地质、矿冶、水利等12个工业专门学院，包括北京地质学院、北京航空工业学院、北京钢铁学院等。 院系调整使得许多综合性大学转变为单科类大学，如北京大学成为以文理科见长的大学、清华变为工科院校。院系调整还裁撤了众多大学中的人文法商学院，强化了科类的单一性。数据显示，1947年文法商科在校学生在大学生总数中占47.6%，1952年降到22.5%，1957年又降到9.6%，到1962年仅为7.6%，造成这一时期我国高等教育结构的“一只脚走路”：全国高校共有363个专业，工科占53.44%，农林科占11.02%，医科占2.20%，师范占6.88%，文科占4.68%，理科占10.19%，财经政法占3.03%，体育占1.65%，艺术占6.88%。可见，院系调整人为干预学科生态，打破了学科平衡，对教育质量产生了深远影响。 科类结构调整培养了大批满足工业化需要的人才，加速了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与此同时，学科生态的破坏造成了许多问题：一是致使高等学校的建设方向呈现单一化态势，以单一专业设置人才培养计划，专业划分过细，知识面过窄，造成学生发展的片面性，影响人才培养质量；二是重视理工科，轻视文法商科，导致不同学科类型大学之间的差异拉大；三是科类结构逐渐失衡，人才供给类型失衡，不能满足现代化建设对多元化人才需求；四是资源配置向理工科院校倾斜，削弱了人文社科，传统优势学科和特色学科受到伤害；五是单科制办学不利于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以及跨学科的合作研究，损害科学研究与学术创新；六是破坏了一些高校原有的发展优势，中断了学科的历史继承性。此外，中央政府统一管控的科类结构调整撤并了一大批私立高校，取消了多元化办学资源渠道，影响了教育资源供给和区域高等教育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