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因为在反法西斯战场的重要地位，成为美国在远东最重要的盟友。在美国的支持下，中国在二战胜利前夕逐渐以四大国之一的身份走上国际舞台，参与战后重要的国际组织联合国及相关组织的创建工作，其中就包括战后最早成立的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简称粮农组织)。参与各种国际组织并在其中占据重要地位，是中国国际地位变化的标志与体现，但国民政府在粮农组织的经历较为特殊，是一段不太成功、不太愉快的经历。 粮农组织最早由美国倡导设立，1943年5月18日开幕的联合国家粮农会议(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Food and Agriculture)，是战时反法西斯阵营为构建战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首次召开的大规模国际会议。在美国的推动下，中国以四大国之一的身份，积极参与了粮农组织的创建，是粮农组织的主要创始会员国之一。但在粮农组织成立不久，中国就对粮农组织表现出失望情绪，并导致数年后迁台的国民党政权宣布退出粮农组织。①何以产生这样的反差?中国在粮农组织创建及早期活动中有着怎样的经历?对此问题，以往学界几乎未予关注，目前仅见台湾学者宋晞运用郭秉文档案，对中国参加1943年联合国家粮农会议的过程做了描述性研究。②鉴于粮农组织是一个专门性机构，本文试图从外交与农业双重视角，考察国民政府参与粮农组织创建及早期活动的这段历史，分析国民政府对粮农组织从踌躇满志到失望不满的原因，从而丰富对二战胜利前后中国参与国际社会这段历史的了解。 一、粮农组织构想的提出与美国倡设粮农组织 粮农组织的创建，主要是二战期间美国倡导的结果。而美国倡设粮农组织，一方面是为了应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越来越严重的农产品过剩问题，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将其有关战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构想付诸实践，与英国争夺战后世界经济主导权。 美国是重要的农产品出口国，其生产的小麦、棉花等农产品有大量剩余可供出口。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农业受战争破坏，农产品进口需求旺盛，促使美国与加拿大、阿根廷、澳大利亚等“新大陆”国家扩大农业生产规模，农产品增产迅速。一战结束以后，由于欧洲农业逐渐恢复，为保护本国农业，欧洲国家实行贸易保护政策，鼓励本国的农业生产，限制农产品进口，包括美国在内的农产品出口大国开始出现农产品过剩问题。1929年经济危机后各国贸易壁垒加剧，农产品过剩问题更加严重。至二战爆发，虽然欧洲国家粮食需求增加，但由于交通运输受阻，美洲、澳洲的农产品难以外销，进一步加剧了农产品过剩。③为解决小麦、棉花等农产品过剩问题，西方国家曾召开国际小麦会议、棉花会议等，统筹主要出口国和进口国的农产品贸易，但在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大背景下，效果并不显著。④ 从1920年9月世界农产品价格急剧下跌以来，如何解决农产品过剩，成为主管粮食与农业工作的美国农业部面临的重要问题。除了减产这一消极措施外，美国农业部更致力于运用各种手段扩大农产品的销售，一方面主张自由贸易政策，积极研究、开拓农产品外销市场，另一方面增加国内消费，在改善国民营养、增进社会福利的同时，减少农产品囤积。美国农业部很早就重视对农产品外销市场的情报收集与研究工作，于1930年在农业经济局(Bureau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之下设立了国外农业处(Division of Foreign Agricultural Service)，专门负责该项工作，并透过美国国务院向国外派驻农业参赞。在欧洲市场先是存在严重的贸易壁垒，继而又受到战争影响的情况下，美国非常重视与近邻拉美的合作，从1939年5月3日国会通过扩大预算开始，美国在国外农业处的主持下，向拉美国家派遣技术专家和农业科学家，并开展橡胶产业调查等计划，通过农业合作甚至援助，与拉美各国之间形成紧密的经济联系。就扩大内需来说，美国农业部也做了诸多尝试，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运用新兴的营养学研究的成果，通过购买剩余农产品，为全国低收入家庭学龄儿童提供营养午餐，开展学校配乳计划，以及推行面向城市贫民的食品印花计划等，在改善国民营养、增进社会福利的同时，促进农产品消费。1941年5月，美国农业部召开营养学大会，会后在美国开展了全国性改善家庭饮食结构计划，有意识地引导国民的粮食消费。⑤ 运用营养学知识调节粮食生产与消费，这并非美国的独创。20世纪30年代中期，西方世界刚经历一场严重的大萧条，一方面粮食生产者卖不出粮食，大量粮食囤积、腐烂，生产者陷于破产；另一方面大量失业人口买不起足够的粮食。面对这种局面，澳大利亚前总理斯坦利·布鲁斯(Stanley Bruce)及其经济顾问、营养学家麦克杜格尔(F.L.McDougall)，以及英国营养学家奥尔(John Boyd Orr)等，认为应根据营养学，将人类对食物的需求和农民有效增产的需求有机结合，从而使人类走向富足而非匮乏之路。在1935年的一次国联大会上，斯坦利·布鲁斯发表演讲，倡导“健康与农业联姻”，呼吁恢复工业化国家和农业生产国之间的贸易，以便大量人口可以获得更多食物，从而满足健康所需。国联不久成立了一个营养问题联合委员会，研究如何让各国政府运用营养学知识，提升国民健康水平，刺激增产，并有效解决农产品过剩与低价问题。⑥从斯坦利·布鲁斯与麦克杜格尔等人的主张中，可以看到其消除贸易壁垒、促进农产品贸易的内在需求，毕竟澳大利亚也正被农产品过剩问题困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