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缘起 当今中国的知识分子研究，既是一个“术语概念”的丛林，也是一个实证研究的丛林，之所以称之为“术语概念”的丛林，是因为学者们对“知识分子”概念本身，说法纷繁复杂莫衷一是，不断研究却治丝益棼。我们习焉不察，不但未加以深究，甚至在对外学术交流中，一再不加思索地使用这一名称。而称其为实证研究的丛林，是因为近代以降，中国知识分子在锻造国家和造就民族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无论是从事历史还是文学研究的中外学者，历来对当代中国知识分子都抱有极大的研究兴趣。遗憾的是，上述领域虽已积累了丰富的案例和成果，但有关社会学的研究却屈指可数。 以国内《社会学研究》和《社会》两份社会学专业刊物为例。自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算起，80年代仅有两篇探讨知识分子的文章（朱庆芳，1988；郑晓江，1989），直到90年代仍寥寥无几（单纯，1993；李向平，1991），内容也多是知识分子的随笔或政策分析，鲜有实证研究。2000年之后，陆续有学者开始讨论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性（苏力，2003），以及知识分子自身场域的建设（郑也夫，2003）。李钧鹏（2011）对英语世界“知识分子”的概念辨析，将知识分子的社会学研究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可是，之后的讨论逐渐归于沉寂。近年来，海外一些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学研究成果陆续问世，更为这一领域注入了活力。可是，面对知识的丛林，假如我们不首先加以清理，厘清概念上的误区，对理论和经验加以归纳和反省，未来的实证研究甚至理论再造就会裹足不前。 有鉴于此，本文有三个目的。首先，中西方学界对于“知识分子”概念的理解是一样的吗？他们之间有何异同？长期以来，这似乎是一个被悬置的问题，缺乏细致的讨论。假如我们不加以厘清，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讨论就无从谈起。其次，择要对近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学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是本文的第二个目的。最后，在前两项工作的基础上，为进一步探究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与国家关系，借由历史的社会学研究作为分析途径，笔者从历史制度、日常实作与意义建构的角度出发，为知识分子的社会学研究，提供一种新的分析框架。 二、中西方“知识分子”的概念之辩 “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intelligentsia）作为一个抽象的概念，常常以一种模糊而复杂的形象示人。究其原由，主要因为“知识分子”并不是一个我们在日常实践中所普遍使用的称谓。换句话说，对一般民众而言，生活中有诸多可以部分指代、替换“知识分子”意涵的词，例如，“专家”“教授”“文化人”等。它们在不同的场合被交替使用，也引发概念上的混淆。这说明了“知识分子”研究首要面对的，是两个颇为棘手的问题，即成员的特征与资格的认定。 为了厘清与“知识分子”有关的各种称谓，同时说明中西方不同语境下“知识分子”概念的差异，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知识分子”意涵本身，就需要进行概念辨析的工作。在这方面，有学者从典范研究出发，对知识分子扮演的社会角色和功能，进行了类型学上的考察（郝志东，2007；郝志东、刘栩2013；Hao&Guo，2016）。在此，本文选择从日常生活的经验出发进行归纳，发掘实作中那些具有知识分子意涵的概念所蕴含的意义脉络，继而还原知识分子在现实社会中本身的样貌特征。然而，笔者并无意于在有限的篇幅中，进行一项卷帙浩繁的资料呈现的工作。为避免失焦，本文将聚焦于现实生活中较为普遍的三类名称，即“知识分子”（intellectual）、“精英”（elite）①与“专业人”（professions），并指出在当代中国的情境下这些名称的中西方差异。 （一）西方“知识分子”概念的厘清：三种身份脉络 当我们讨论“知识分子”的概念时，主要目的是界定其角色和功能，而角色和功能又与其所在的社会环境与历史情境高度相关。因此，当概念的考察被放置在比较的脉络下，我们首先需要做的是厘清比较的双方究竟是如何认识知识分子的。在西方学界对“知识分子”概念的考辨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卡尔·曼海姆（Karl Mennheim）有关欧洲和英格鲁撒克逊知识分子模式的研究（Kettler，1984：15）。曼海姆采取一种知识社会学的理论立场，即不对政治观念做社会性的诠释，而是将概念化的意识形态视为认知结构，通过探究各种意识形态领域中的知识形式，并关联到其所处的社会情境中，以此获得通盘性的解释（Kettler，1990：74-75）。 在这种理论立场下，知识分子如同“局外人”置身于非整合的社会领域的边缘，或夹杂在两三个类似的社会之间（Ibid：7）。易言之，所谓知识分子应当是一种自我身份的期许，作为“超然”的社会群体，承担捍卫某种宏观社会价值和道德的任务。这种观点反对将阶级作为判断一切的形式，认为知识分子作为缺少共同利益和超越自身阶级的人，是存在于阶级之间而非阶级之上的集合体（曼海姆，2002：130-131），因此其阶级边界未必是清晰的，也并不像其他人一样，直接参与到经济过程之中。虽然阶级和党派的烙印并不能从知识分子身上消除，但他们可以选择作为社会总体的“守夜人”，使自己并不依附于特定的政治而行使自己的使命（曼海姆，2007：331）。正是延续这样的讨论，兹纳涅茨基（2012）从功能性的角度出发，对具有神圣与凡俗两种历史情境下的知识分子进行归纳，从互动关系、自我心证、社会地位与社会功能四个维度，将知识分子分为：技术专家、圣哲、学者以及知识探索者。②在此知识分子不若说是具有某种优越性，深具知识视野并且拥有超越其职业身份局限的能力，同时又对世界社会具有核心关怀的一群人。按照曼海姆的想法，“知识分子”甚至是作为一种“理念人”（men of idea）的形象，为拯救堕落世界而出现（黄瑞琪，20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