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在构思的过程中得到方文、李康和蒋洪生老师的指点，在此表示感谢。文责自负。 20世纪80年代以来，法国左翼激进思想家朗西埃出版了一系列批评布尔迪厄的作品——《哲学家和他的穷人们》（Le Philosophe et Ses Pauvres）、《社会学家的帝国》①（L'empire du Sociologue）、《人民的舞台》（Les Scènes du Peuple）等，并形成了自己坚定的反社会学（anti-sociology）立场（Toscano，2011）。尤其是1981年出版的《哲学家和他的穷人们》，本书在2006年再版时，朗西埃公开表明促使他写作此书的正是布尔迪厄的《区分》（La Distinction）。 在这些作品中，他将布尔迪厄的社会学看作是柏拉图《理想国》中城邦秩序的延续，场域接替城邦，成为一种等级化秩序的象征。社会学王将取代哲学王，重新建立起对必然性的专断。因此，在朗西埃看来，布尔迪厄的社会学显然是值得怀疑的，它走向了决定论，在实践上无益于政治解放。 遗憾的是，布尔迪厄从未在公开场合中回应过这些批评。他是否傲慢地树立起了社会学王的形象？“场域-惯习”的组合是否意味着某种固化，从而委身于一种不平等的体制？政治性维度的缺乏是否是社会学的内在缺陷，而社会学又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带给我们智识上的解放？为此，本文将从政治平等、智识平等和审美平等三个维度阐释朗西埃与布尔迪厄的思想差异，并从中找寻社会学可能的政治性。 一、城邦、场域与政治主体性 朗西埃的理论之旅始自对阿尔都塞的反抗，他曾与巴迪欧、巴里巴尔一起师从阿尔都塞，后者在巴黎高师组织了“马克思《资本论》阅读小组”。1965年朗西埃与阿尔都塞、巴迪欧等合著《读资本论》（Reading Capital），其中他贡献了两篇文章，分别是《〈1844年手稿〉中的政治经济学批判》（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1844 Manuscripts）和《〈资本论〉中的批判与科学》（Critique and Science in Capital），核心是探讨青年马克思的意识形态话语如何走向《资本论》中的科学话语，即《1844年手稿》和《资本论》之间的关联（Ranciere，2015）。阿尔都塞认为，青年马克思与成年马克思之间存在着认识论上的断裂，因此，他要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去抵抗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阿尔都塞，2010）。但朗西埃并不完全认同自己老师的观点，在他看来，阿尔都塞的方法变相赋予知识分子一种特权，“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成为了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身份合法化的指导工具。 换言之，阿尔都塞眼里的个体总是容易受到意识形态的控制，在《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一文中，他认为具体的个人总是受到意识形态的询唤（Interpellate②），“所有意识形态都是通过主体这个范畴发挥的作用，把具体个人呼唤或传唤为具体的主体”（阿尔都塞，2003：364）。个体在意识形态的迷惑之下无法完成实践的革命，必须通过理论指导才能推动行动。只有知识分子能够清楚周遭的局势，并知道何种政治行动能够解放被压迫者。它将导致这样一种局面，即知识分子共享一种压制性的教化权力，并委身于一种不平等的体制。他们拥有社会性特权，占据城邦/社会的管理层，并高人一等（Ranciere，1991；Davis，2010）。 朗西埃认为，对阿尔都塞的批评同样适用于布尔迪厄，他们的理论均是柏拉图理念的延续。柏拉图设想了一个完美的城邦，在城邦中，工人提供物质需求，士兵负责军事防卫，他们终身只做这一份工作，因为上天在铸造他们的时候只用了些破铜烂铁。这让他们安于命运，在城邦中固守其位置（柏拉图，1986）。他们像置身洞穴，只能向前看到身后火炬投射的影像，无法转头看向四周。鞋匠永远是鞋匠，农夫只会想着好好种粮食而不是去制造锄具。只有哲学家能够看破幻象，逃离洞穴状态，成为城邦的管理者——哲学王。柏拉图的洞穴隐喻到了阿尔都塞那里，就是意识形态；而到了布尔迪厄那里，则是误识（misrecognition）。 在柏拉图那里，城邦秩序的建立依赖两项原则：每个人各安其位和对幻象（金属迷思）的认同。朗西埃意识到，《理想国》中的城邦恰恰就是自己“治安”（police）概念的模型，治安本质上是一种配置（dispositifs），它关乎权力的组织、角色的分配以及将其正当化方式。它也是一种命名的权力，决定可见与可说的界限，以此界定个体的行动方式、存在方式与说话方式，并依其名称不同将其指派到某些位置或任务上。在治安模型中地位、位置、身份和功能是分配性的，每一个人都必须待在他自己的位置上，去扮演他们的角色，以便于集体权力的运用，维持稳定的秩序结构。在城邦中，个体对幻象的认同让鞋匠安心于修鞋，农夫安心于在田间工作，借此一个稳定的秩序得以可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朗西埃说，“借用这四五个劳动者，柏拉图不仅建立了一个国家，而且还创造了未来的科学：社会学”（朗西埃，2014：3）。因为自成立之初，社会学便致力于回答社会秩序是如何可能的。早期社会学家如孔德、斯宾塞等所倡导的“社会有机体想象”同样被朗西埃视作柏拉图模型的重复。到了布尔迪厄这里，尽管后者反对柏拉图《理想国》中的精英主义与不平等，但仍然没有离开这条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