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起，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大幅推进。在快速城镇化的背景下，理解社会融合的影响因素，进而降低城镇化过程中的不平等效应，是近期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在社会融合的经济、社会生活和心理三个维度上（杨菊华，2009；张文宏、雷开春，2008），社会生活维度测量不同群体之间的互动，被视为心理融合的行为前提，是社会融合是否能够真正实现的关键因素（Lawler and Yoon，1999；陈云松、张翼，2018）。然而，国内研究大多关注城镇化如何影响经济融合（谢桂华，2012；白南生、李靖，2008）或心理融合（崔岩，2012；张翼，2011），对社会生活维度的关注相对较少。已有文献在探讨社会生活维度上的融合时，往往聚焦于流动人口的交往特征（王春光，2006；李培林、田丰，2012）或流动人口与本地人口的交往情况（李强，2011；陈云松、张翼，2018），强调因户籍而形成的制度壁垒对社会交往的影响（杨菊华等，2014）。 本文认为，在探讨城镇化对社会生活融合的影响时，应该跳出农村户籍与城市户籍的二元分类，从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群体的社会网络构成，尤其是个人社会资本存量方面的变化加以考察。就社会维度的融合而言，其核心在于不同群体之间的互动（奥尔波特，1954/2017；Pettigrew and Tropp，2000），重点表现为社会网络的多样性。在现代社会，职业作为社会交往的重要来源，社会网络的职业多样性直接关系到不同群体之间的交往机会（边燕杰，2004）。社会资本（Lin，2001）不仅考察职业的多样性，而且测量社会网络中的资源含量，是影响个人地位获得与收入回报的重要因素（综述请见Bian，2018）。城镇化对于社会网络的多样性存在影响，这一点在城市社会学的经典理论中早有论述（Wirth，1938；Fischer，1975）；社会资本的分布在不同人群中存在差异，也得到了一些经验研究的支持（边燕杰，2004；张文宏，2005；王卫东，2006）。然而，在快速城镇化的背景下，个人社会资本存量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以往研究并无专论。 另外，在研究城镇化对个人社会资本的影响时，除了关注户籍壁垒外，还应该关注人力资本的调节作用。人力资本与收入之间的高度关联，意味着高学历群体在社会交往中处于有利地位；另一方面，伴随求学过程而来的同学关系和社团参与，使得高学历群体拥有更大的交往空间。这些因素使得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存量呈现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胡荣，2003）。与此同时，人力资本还可以削弱户籍壁垒所带来的经济不平等（谢桂华，2012），提升流动人口的交往机会。因此，探讨户籍身份和人力资本对城镇化影响的调节作用，可以进一步深化研究者对于城镇化不平等效应的理解。 本文基于2004年社会资本调查及2012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两个数据，比较了社会资本存量在八年间的变化情况，城镇化水平对这一变化的影响，以及户籍身份和人力资本对此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城镇化对个人社会资本存量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其中，人力资本起到了主要的调节作用，户籍身份的调节作用并不显著。具体而言，城镇化提高了大专学历以下群体的社会资本存量，主要表现在网络顶端的提升；相反，城镇化降低了大专及以上学历群体的社会资本存量，增加了这一群体的网络封闭性。从城镇化对社会不平等的影响来看，城镇化对社会资本的影响呈现出“无友不如己”①的特征，即社会网络向上收缩，封闭性上升。这一特征可能进一步加剧城镇化的不平等效应。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社会资本与社会融合 从涂尔干（Durkheim，1933）“有机团结”的概念出发，学界普遍将“社会融合”定义为社会中不同群体持有共同的价值观、进行持续有序的合作，进而建立集体意识，认为彼此是属于一个共同体的成员（Maxwell，1996）。社会融合普遍被分为经济、社会生活和心理三个维度，分别以经济平等、政治/社会参与、及身份认同为主要指标（Bernard，1999；杨菊华，2009）。社会融合并非简单的线性渐进，经济融合并不直接导致社会生活上和心理上的融合（Gans，1979）。社会网络成为社会融合能否实现的重要因素。如果某群体社会网络比较多样，则更容易实现社会融合；如果该群体社会网络相对封闭，融合则难以实现（Portes and Sensenbrenner，1993）。 一些国内学者也将流动人口的低融入度归结于社会网络的局限性。例如，王春光（2006）认为，流动人口网络的单一性是其城市融入程度低的主要原因。李培林、田丰（2012）则强调应在政策上鼓励流动人口参与社会团体，将流动人口的网络多样性视为促进这一群体融入城市的有效途径。陈云松、张翼（2018）发现，流动人口的心理融合随着城镇化程度升高而下降，这可能是因为流动人口聚集程度越高，与本地居民的交往频率反而更低，进而降低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之间的相互认同。任远和邬民乐（2006）总结到，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影响着流动人口在城市的生活、发展和融合。 本文则认为，理解城镇化对于社会融合的影响，仅关注流动人口的社会网络构成是不够的。需要更全面地考虑城镇化进程中社会网络，特别是职业多样性的变化。社会交往是发生在一定的交往场合中的，这些交往场合既限制了可交往的人群，也限定了交往的形式（Feld，1981）。如果交往场合中提供了接触多样化群体的机会，且交往形式能够促进彼此合作，则能够提高不同群体之间的信任和认同（Feld，1982）。职业团体就是一个促进融合的场合（McPherson et al.，2001），因此，职业多样性应该被视为促进社会融合的重要途径。社会网络的职业多样性可以通过林南所提出的“社会资本”概念（Lin，2001）加以测量。社会资本以职业声望为基础，从水平多样性和垂直多样性两个方面测量社会网络的职业构成（边燕杰，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