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提出 “信心”已经成为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从理论上讲，企业家信心是社会资本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企业家群体和主要流动资本持有人对制度和市场环境建设情况的满意和信任程度。私营企业主的市场信心一度出现波动是一个不应回避的暂时现象。据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清华大学民生经济研究院组成的课题组在2018年的报告指出，中国企业家发展信心指数从2014年下半年开始呈现下跌趋势，直到2017年上半年开始回升；通过与GDP增速对比，发现发展信心指数的变动先行于经济走势，具有经济景气的先导作用（亚布力论坛、清华大学民生研究院，2018）。 研究企业家信心不仅具有经济意义，而且是一个社会治理议题。我们感兴趣的第一个问题是，私营企业主对各项经济指标的信心到底处于什么样的一个水平上？是什么样的因素和机制影响了私营企业主的市场信心，这才是政策研究的基础。本文希望揭示营商环境对私营企业主群体信心变化的影响。进而，我们希望可以通过对私营企业主群体的研究，了解到看似交错无序的社会变革带给社会群体心态的方向性影响。由于牵涉到实际的大量资本的投入风险，私营企业主的信心波动更为敏感，可以视为社会整体信心水平的“第一道免疫系统”。 我们的主要贡献和创新表现在：首先，数据恰好抓住了2016年初民间投资增速下滑的关键时间点，从而为回答这个问题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数据优势。以此优势为基础，我们的分析框架比之前关于企业家信心的研究更加全面：既强调了客观因素（市场能力和政治能力），也凸显了主观因素（政治与市场获得感）；既考虑了宏观因素（比如区域、各省GDP增速）的作用，但更强调从微观的企业组织层面和企业家个人层面的变量去寻找原因。此外，由于使用了广义逻辑斯蒂回归模型这个在信任/信心研究中较少使用的方法，我们关于每一个因素对于每一种态度的效应的判断更为精细和准确。不仅有利于抓住了乐观者、谨慎乐观者的区别，更能留意到“摇摆群体”的变化情况。我们为丰富和推进“信心研究”这一社会学的经典领域进入企业家群体做出了一个探索性的贡献。 二、文献与研究假设 企业家的信心受到哪些因素影响，是一个较少被实证研究的话题。大多数涉及企业家信心的研究，都是将企业家信心作为一个自变量，来检验它对企业微观绩效或国家宏观经济发展的影响。这些将企业家信心作为自变量的研究对本研究依然具有启发意义，因为它们本质上都揭示了企业家信心与客观经济环境的相关性。事实上，少数将企业家信心作为因变量的研究也强调了这一点。除了经济表现，既有的研究还强调了外部（营商）环境对企业家信心有着显著的影响。 这些研究都在强调宏观经济和制度的影响作用，一定程度上与他们用来分析这个问题的数据未能包含充分的公司层面的信息有关。我们的疑惑是，企业家信心除了是对经济环境的客观反映，还有没有其他因素的作用？尤其是，有没有受到微观的企业层面因素的影响，以及企业家本人心态的影响？ 信心，本质上就是一种积极预期，从而可以支持未来的风险行为。作为理性人的企业家，愿意对某个领域或未来发展持有信心，常常意味着切实的资本投入和可能血本无归（风险）。因此，信心在某种意义上跟巴伯尔（Barber，1983）对信任的分类一致：“最一般性的一种预期是对自然的道德及道德的社会秩序能够坚持并予以履行的信心。第二种预期是相信对那些与自己有人际关系及社会制度角色往来的人能够有称职的表现的信心。第三种则是预期那些与自己往来的人能彻底承担他所被托付的责任与义务，也就是在必要时能为他人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利益。”有学者将已有的研究总结为“微观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的研究路径，并主张这两种方法具有互补性（Denters et al.，2006）。 对企业家来说，“微观政治经济”路径要求我们将分析聚焦于企业家个体层面。一是企业家的市场能力。市场能力是企业这种主体在市场竞争的环境中通过经营行为实现企业利益的能力。有研究认为，个人的社会地位、经济能力信任高，因为“相对易损低”（王绍光、刘欣，2002）。但是也有研究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信任水平与拥有资本的多少无关（胡安宁、周怡，2013）。对于中国私营企业来说，用企业层面的经济能力替代测量企业家的经济能力，是一种普遍做法（范晓光、吕鹏，2017；何轩、马骏，2016；朱斌，2015）。所谓“财大气粗”，经济能力对人们的主观态度的决定性影响得到了广泛地证明（张海东、杨城晨，2017）。我们由此提出： 假设1：企业的市场能力越强，企业家的市场信心越强。 二是企业家的政治能力。以罗伯特·帕特南为代表的所谓“社会资本学派”（Pharr and Putnam et al.，2000）认为社会资本对人们的信心有着显著的影响。但在中国情境下，政商纽带作为关系社会的主要表现形式（李路路，1995），亦是企业家的社会资本发挥作用的重要机制。但政治地位对预期的作用不应仅仅通过提升经济回报产生，而是具有独立的效应（Christensen &
，2005）；因为参政议政身份不仅意味着政治地位越高的人更亲近党和政府，对相关政策认可度更高，市场信心因此更高，而且意味着一种动员经济资源之外的社会文化乃至公共影响力的能力。拥有政治地位的私营企业主向来被认为与政权更为亲近（Chen & Dickson，2008），而且对社会形象和地位认同也都具有重要影响。在所辖企业中设立了党组织且自身具有党员身份的私营企业主对于执政党相关政策的认可度更高，同时也更加偏好生产性活动和长期导向活动的投入（何轩、马骏，2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