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生产全球化迅猛发展，跨国公司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将触角延伸到世界的各个角落，一个巨大的全球生产网络逐渐形成。在这一生产链条之中，为了利用更多的劳动力和资源，外包成为常见的一种生产组织形式。外包制起源于欧洲，具有多种形态，在第三世界形成了跨国公司一本国正式工厂—非正式工厂—家庭代工的分散生产体系（谢国雄，1991）。中国台湾在20世纪60年代卷入全球化后，为了配合资本主义寻求廉价劳动力的逻辑，出台了“客厅即工厂”政策，将广泛的家庭妇女纳入劳动力网络（熊秉纯，2010）。 在全球资本寻求廉价劳动力的过程中，订单外包的工业逐渐渗透到了中国乡村，成为乡村工业化的重要一环。通过订单外包的方式，将生产资料送到农民的家门口，使得越来越多的农村妇女被纳入全球生产网络（任守云，2014）。福建莆田在改革开放之后开始承接台湾制鞋产业的转移，近年来，莆田乡村地区出现了数量庞大的小型外包鞋厂。这些工厂用工上高度女性化和灵活化——工厂的工人主要是来自周边的家庭妇女，她们在工厂做工的同时兼顾家事。 从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理论到布雷弗曼的“构想”与“执行”分离再到布洛维的生产政体，劳动过程的研究经历了从“工场决定工人”到“工人主体性的回归”（何明洁，2009）。之后的学者延续布洛维的生产政治理论，引入性别、宗教等主体性，将布洛维的抽象的工人具体化了。然而，工厂的生产政体，不仅受制于工人主体性的差异，也受到工厂所在的地方经济政治文化的影响。那么这些建立在莆田乡村、雇佣大量当地已婚妇女的小型外包工厂的劳动过程呈现出什么样的特点？本文通过莆田乡村S厂的个案研究，试图探讨小型外包工厂中的劳动过程，以呈现全球化和乡村工业化背景下的工厂生产政体的新形态。 二、非正规经济与生产政治 劳动过程理论的提出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对剩余价值剥削的批判，主要通过呈现生产场域中组织劳动的制度、机制和规范，探讨生产过程中资方对劳动者的控制和劳动者的反抗策略（马克思，1963）。 布洛维（2008）提出了“生产政治”（politics of production）的理论范式。他从“强制”（coercion）和“同意”（consent）两个角度入手，划分了强制大于同意的专制政体和同意大于强制的霸权政体（游正林，2006）。李静君（1998）对深圳和香港的两个工厂的研究，进一步提出了“地方主义专制政体”和“家庭主义霸权政体”。在制造业快速发展的深圳，大量年轻的农村女性进入工厂，高度依赖同乡网络进行社会再生产，因此工厂利用地方性的社会网络，通过强制的纪律制度进行劳动控制，形成了“地方主义专制政体”。在制造业日落西山、劳动力短缺的香港，女工大多为已婚妇女，她们更多依赖家庭和亲属进行社会再生产。管理层在工厂中重申女工的家庭责任和身份，通过配合这些女性履行家庭责任来获得后者的“同意”，实现劳动控制，形成了“家庭主义霸权政体”。 上述关于劳动过程的论述大多是针对正规工厂的研究。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为了充分利用全球各地潜在的劳动力资源，非正规经济形态大规模涌现。对于中国非正规经济的研究发现，在订单生产层层外包、灵活用工的思路下，出现了四种非正规生产的形态：（1）未进行工商注册的小型工厂、作坊；（2）大中型企业在生产旺季将订单分解外包到附近的小作坊或家庭工厂中；（3）使用劳务派遣、学生工、赶货工或其他边缘劳工群体；（4）订单发包到乡村，动员妇女、老人和儿童等潜在劳动力（汪建华，2018）。 在关于非正规经济的研究中，家庭代工以及依托家庭的小作坊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在西方社会的发展里，至少是在韦伯的论述中，家户工厂最终会被大型正式工厂所取代，但在中国这种具有包买制特征的工厂大量存在，还成为工厂制度的重要补充（傅春晖，2014）。这类分散化、小型化的工厂的劳动关系和劳动过程具有以下特征： 首先，这类工厂在空间上充分利用家庭空间，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高度融合（童根兴，2005；沈原，2006）。创造台湾经济奇迹的小型制造工厂和作坊遍及农村和城市社区，在邻里社区的走廊，各家各户的客厅和院子里基本都堆满了半成品（熊秉纯，2010；谢国雄，1991）。 其次，家庭成员是生产或经营组织的基本成员，其后扩展到人际关系覆盖的劳动力市场（童根兴，2005；陈文超，2012）。比如，童根兴（2005）对河北“家户工”的研究和符裕（2008）对河北白沟箱包业的研究都表明，雇主依靠朋友、亲戚以及熟人的介绍来招募工人，非正式化的网络关系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工人和雇主之间不是简单的雇佣关系，二者往往还有血缘关系或地缘关系。 最后，放大的家庭关系模糊了劳动雇佣关系，贯穿劳动过程始终（沈原，2006；童根兴，2005）。一些研究指出，“大家长制”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台湾“卫星工厂”里一个重要手段，工厂主雇佣大量亲属工，在给予“小恩小惠”维系人情关系的同时，以大家长的身份和权威来实施专制化管理（熊秉纯，2010）。女性的家庭身份也被调动进入非正规经济的生产和劳动控制中，强调女工的家庭责任是劳动控制的重要方面之一。比如，熊秉纯（2010）对中国台湾的客厅工厂研究，指出已婚女工之所以能够在高强度、长时间的劳动中坚韧地存活甚至乐此不疲，是因为这种劳动安排能够让她们一定程度上兼顾家庭照料。在此基础上，雇主和女工都认为后者的收入是辅助性的，妇女的工作是为了赚闲钱，以这种“外包共识”来评估计件工作的单价（谢国雄，1992）。在对中国大陆乡村的小型工厂的研究也发现，拥有技能，且可以外出打工的女工，选择留守乡村的原因是为了履行其“为妻为母的家庭角色”，是一个基于家庭分工策略所作出的经济行动的决策（任守云，2017；陈文超，2012；白美妃，2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