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女性卡车司机作为“职业性别少数” 从全球范围与历史脉络来看，卡车司机都是一个男性主导的蓝领工作，以重体力、高技术的劳动特征著称，女性是以“职业性别少数”的身份参与其中的。就我国的情况而言，一方面，女性卡车司机的数量占卡车司机总量的1%-5%，属于严重职业性别隔离的职业（蔡禾、吴小平，2002；传化公益研究院中国卡车司机调查课题组，2019）；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卡车司机的职业身份发生了“从国有、集体到私人”“从工人到农民”“从国家到市场”的转变，伴随着近年来公路货运市场的重组与性别平等意识的传播，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女性卡车司机以跟车卡嫂或独立司机的身份进入到公路货运业。因而，围绕着女性卡车司机的迷思呼之欲出：在严重职业性别隔离的宏观背景下，微观场景中的女性个体如何进入这个高度男性化的职业领域？她们能够胜任吗？ 除了经验困惑，我国女性卡车司机进入传统男性蓝领工作的实践，无论从理论脉络还是实践需求来说，都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第一，“职业性别隔离”作为性别分层的指征，业已成为经济学、社会学与社会心理学重要的研究对象，尤其是蓝领工作中的职业性别隔离（Torre，2019）。“职业性别隔离”指的是职业性别结构的不均衡状态：劳动者因其性别的分类而集中于不同的职业或同种职业中具有等级制的岗位，分别形成水平隔离与垂直隔离，带来的往往是性别不平等（Gross，1968）。学者的研究集中于职业性别隔离的成因、模式与后果，以及打破职业性别隔离、促进职业性别融合的政策建议，以宏观、一般化的研究为主，而对于特定国家、具体劳动情境中“职业性别少数”的经验研究则并不充分，亟须具体经验的佐证与扩充。 第二，职业性别隔离不仅是学界的研究对象，消除职业性别隔离是许多国家追求性别平等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目标。20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女权主义运动与性别平等主义的兴起，不同国家采取了不同的措施：有的以政府立法介入公共领域为主，例如美国；有的不仅出台平权与反歧视的法律，政府还介入私人领域提供帮助以促进女性就业，例如瑞典（Chang，2000）。我国则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从“妇女解放”的意识形态与制度性的“国家动员”出发，“自上而下”地改变职业的性别构成（金一虹，2006）。至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全球的职业性别隔离水平有所下降，但是到了90年代，职业性别隔离下降的速度逐步减缓（Cotter et al.，2011），甚至出现加剧的情况（蔡禾、吴小平，2002；Bradley & Charles，2009；李汪洋、谢宇，2015），因而有学者认为这代表着性别革命的停滞（England，2010、2011）。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女性卡车司机“逆向”的职业选择展现出的个体能动性对于职业结构再生产的影响就极具探索的意义。 然而，将卡车司机作为主体性劳动者的研究并不多，关于女性卡车司机的研究更少。涉及卡车司机的研究多聚焦于交通安全、公共健康、产业历史的角度，将卡车司机视作公路运输系统顺利运转的物质保证，传播某些疾病的介质，或者在农业、工业、运输业的发展历史上承担部分功能的一般化的工作者。即使有一些以卡车司机作为主体对象的研究，也多缺乏性别视角，并未具体讨论职业性别隔离的问题（Viscelli，2016；Belzer & Sedo，2018）。因此，从劳动与性别的双重角度研究卡车司机的微观劳动实践非常必要。 综上，女性卡车司机非传统的职业选择与劳动实践代表了具体劳动情境中“职业性别少数”冲破性别隔离的经验，也在某种程度上为20世纪90年代之后出现的所谓“性别革命的停滞”提供了具体的注脚。本文的问题是：在微观劳动实践中，我国女性卡车司机作为“职业性别少数”的经验是什么？她们在具体的职业情境中入行、维持职业选择、冲破职业性别隔离的策略是什么？为消除职业性别隔离提供了哪些普遍的启示？以消除性别不平等为宗旨的性别革命出路何在？我曾在《中国卡车司机调查报告No.3：物流商·装卸工·女性卡车司机》中对女性卡车司机进行了初步的描述，本文基于职业性别隔离研究的理论脉络，重新审视了女性卡车司机的微观劳动实践，试图完善相关概念的理论意涵，回答更深层次的理论问题。 二、职业性别隔离理论与微观劳动实践的重要性 国际学界对“职业性别隔离”的研究已跨越半个多世纪，我国的相关研究则伴随着改革开放刚刚起步，以经验研究为主。关于职业性别隔离的原因及其实现路径的核心问题，最广为人知的理论框架是“供求理论框架”。 （一）“供求理论框架” “供求理论框架”包含三种研究视角，一是供给视角（supply-side），二是需求视角（demand-side），三是供求视角的融合。供给视角主要从内部的、个体的职业偏好与选择出发解释职业性别隔离，最具代表性的是人力资本理论与性别角色的社会化理论。人力资本理论认为职业性别隔离反映的是男女不同水平的人力资本投资（Polachek，1976），而性别角色的社会化理论则认为社会化产生的性别化身份认同与性别歧视才是职业性别隔离存在的原因（England & Browne，1992；England，2010）。供给视角受到的批评有二，一是其理论假设缺乏经验研究的充分证明（Jacobs，1989；Padavic，1992）；二是对个体职业偏好与选择的强调忽略了结构性的限制，因而需要从外部需求的层面审视职业性别隔离（Reskin & Maroto，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