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自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以来，工会改革就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从计划经济时期国家作为全社会代表的利益一体化的劳动行政关系，转变为市场经济环境下劳资独立利益主体的雇佣劳动关系，由此对工会的市场化转型提出了迫切要求。这种要求不仅来源于其代表的职工群体日益增多的劳动争议和权益诉求，也来源于国家要求工会在“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中发挥重要的稳定作用，以增进和巩固党的阶级基础。 市场体制建立之初，工会把“突出维护职能”作为市场经济转型的主要改革手段，认为这样才能调动广大职工参与工会的积极性，并强调这是“工会服务于党的中心任务的主要手段”（尉健行，2015）。然而，维权职能通过何种形式以及何种强度来实现，则一直困扰着工会改革的探索者。这其中的核心障碍是企业工会体制问题。不同于西方的行业工会体制，中国工会实行的是以企业工会为主的组织原则，只能在企业层面合法组织工人，并同时实行“同级党委领导”的属地原则。①在计划经济的国营工厂时期，企业工会受到企业党委的直接领导，并形成了“以生产为中心的生产、生活、教育”三位一体的工作模式（孙中范、安苗、冯同庆，1997）。然而，这种原则和工作模式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面临严峻挑战，一方面企业作为利益主体的角色被强化，并全面掌握了工作场所的管理权力，工人面临被侵权的风险，另一方面企业工会却没有改变“依附性”特征，在人事、经费、场所等方面对企业依赖性较强，工会主席普遍兼职，缺乏足够的独立性和代表性，存在行使维权职能的结构性障碍（吴亚平，2010）。加之大量非公企业不建立工会，上级工会正在失去联系和组织工人的正常渠道，不断陷入“组织危机”（张暎硕，2004）。虽然，全国总工会在企业工会组织建设方面出台了一系列的文件和政策，在强化企业工会组建、企业工会干部保护、工会经费收缴等方面做出诸多法律规定，②甚至还专门出台制度规定工会主席的任职资格，以力图解决“老板工会”的问题。③上海、广东等地还在探索企业工会民主选举，希望通过企业工会代表性改革来发挥工会作用。但这些都没有形成长期的制度性成果，往往是“进一步退两步”（Howell，2008）。企业依然把控企业工会的生存基础和运行方向，企业工会存在明显的“制度性弱势”（冯刚，2006）。 1992年，深圳蛇口工业园总工会积极维护职工权益，调解企业劳动争议，保持区域劳动关系稳定的经验引起了全总的关注。当时任蛇口工业园总工会主席李亚罗向时任全国总工会主席尉健行汇报维权做法和经验，并提出企业工会无法有效发挥维权作用时，有过一次著名的对话。④ 李亚罗谈到：“调处劳资争议、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绝大多数是由工业区工会去做的。因为企业工会主席是兼职的，端企业饭碗、受企业管，出面调处不得力；他们在时间上、精力上和法律水平、调处经验等方面，都受到很多制约。因此，维权作用基本由区工会替代。今后，我们要……” “等等……”尉健行忽然打断李亚罗，“这不是问题，这是经验。要求兼职工会主席按我们的要求去做好维权工作，对他们是一种苛求。我们应该实事求是、想方设法做好维权工作，像你们那样，由区工会来代替基层工会做好维权工作，这就是一条路子。” 随后，由上级工会代表基层工会维权的蛇口工会工作模式作为全国总工会的改革典型走向了全国，成为各地工会工作的参考，并被总结为“上代下”模式。⑤在工会领导人看来，工会改革转型的起点并不是从企业工会建设为开端的，因为这会受到企业层面的强大阻力，会有更复杂的改革过程。而上级工会由于不受企业劳动关系束缚，凭借体制内结构性位置以及行政资源，以职工利益代表者的身份自上而下地扩张维护作用，可以在职工队伍稳定和劳动关系协调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工作的新路子”（全国总工会政策研究室，1995）。 然而，这种实践中的变化却没有得到理论界的回应，关于工会改革的理论和实践讨论陷入“冰火两重天”的局面。一方面，学界对工会改革的判断大多以经典的劳工三权（团结权、罢工权和集体谈判权）为标准，并力图证明工会与国家关系不改变，工会改革并没有空间（常凯，2004；Howell，2008）。而另一方面，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各地不断涌现工会改革经验和模式，尤其地方层级的工会已经成为中国工会制度与机制创新的重要行动者（陈剩勇、张明，2005；孟泉，2012；吴建平，2017）。无论是“借权维权”的义乌模式，“参与群体性事件的预警处置”的大连模式，或是上级工会“选派企业工会主席”的沈阳模式，等等，都是“上代下”模式的延伸和扩展。面对工会实践层面的巨大变化，是时候进行必要的理论总结和关切：在与国家关系不变的背景下，如何理解中国工会改革的特定内涵？“上代下”为何成为市场经济转型背景下工会改革的现实选择？在一元化工会体制的政治现实下，“上代下”的机制又是如何形成的？ 二、文献评述 对于工会改革的讨论，需要放在中国工会特定政治结构之中。中国工会是社会主义体制工会，具有鲜明的“双重性”特征。列宁最早为社会主义工会规划了“传送带”（transmission belt）的角色，工会要发挥将党“发动机”和职工群众“机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用（列宁，1992）。工会一方面需要自上而下代表国家的集体利益，传达指令，动员工人进行劳动生产；而另一方面也需要自下而上传递工人要求，保护工人利益和权利，这种双重性也被称为“古典二元结构”（classic dualism）（Pravda & Ruble，1986）。中国工会作为劳工领域内唯一的代表性组织，其在《工会法》和《中国工会章程》中明确提出维护“全国人民的总体利益”和维护“职工群众的具体利益”的双重立场，并具体体现在工会基本职能中的“建设职能”和“维护职能”的相互关系上（陈骥，1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