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创伤与记忆：史学家之争 一度被视为最为深入的那类记忆研究，与恢复大屠杀记忆——包括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的历史使命有关。这一史学转向发生在德国。20世纪80年代，历史学家对大屠杀的清算占据了舞台的中心；当时，对大屠杀在德国历史中位置的思考，将一度被当作一个建构国家未来的宏大叙事转变成那个年代如何可能挽回过去错误的一个支离破碎的故事。在“二战”后的几十年里，纳粹对欧洲犹太人的种族灭绝这个话题在历史学家眼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无法掌控的过去”，在进行历史书写之前需要谨慎的反思。关于对大屠杀受害者的苦难进行“历史化”，历史学界产生过激烈的争论，从中可见创伤和记忆之间的关系问题一度掩盖了其他处理记忆与历史关系问题的方法。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大屠杀的记忆在何种条件下可以被载入史册展开了“史学家之争”(historikerstreit)，这一争论戏剧化地展现了德国学者如何与这段耻辱的事件达成和解。①遭到纳粹迫害的受害者的故事在进入德国历史的叙述之前，仍未被公之于众并要求公众承担责任。面对这一情况，人们对于如何实现这种转型存在疑问。然后，一些学者认为，这种叙述必须重新思考和重写。与此同时，他们认为，对纳粹受害者遭受苦难的意义所进行的历史判断应该暂时搁置，德国现代史应该为此留下一个空白，直到所有关于纳粹罪行的被抑制的恐怖记忆都被揭露和得到承认。直到今天，有些学者仍然认为这一争议并未得到解决。 在德国有关大屠杀问题的“史学家之争”当中，对记忆与历史之间关系的争论尤为激烈。以法西斯主义研究而闻名的学者恩斯特·诺尔特(Ernst Nolte)提出，这一事件已经过去40年了，是时候将对它的记忆“历史化”了。一些学者质疑他的提议，认为任何这种解释性的评估都为时尚早。例如，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认为，德国的历史叙事源自威廉时代的帝国野心，其本身需要彻底的重新概念化。②当时还不是把大屠杀置于任何叙事背景之中的时候。太多悬而未决的道德问题仍需要处理。这场争论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鉴于大屠杀暴行的特殊性质，历史的解释是否足以揭示大屠杀的意义。哈贝马斯之后，一些学者开始思考历史学家如何才能充分地传达受害者所经历的苦难。这似乎是一个记忆的领域，它挑战了历史的解释。③就这样，20世纪80年代的“史学家之争”引发了90年代的一场关于再现局限性的争论。 对作为大屠杀遗产的创伤记忆进行反思的不仅仅是德国学者。法国历史学家亨利·卢索(Henry Rousso)也对法国参与纳粹活动进行了类似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法国的情况更让人难以面对，因为与德国人相比，“二战”后的法国人更不愿意承认自己在让犹太人加速进入纳粹集中营当中所扮演的角色。但迈克尔·马罗斯(Michael Marrus)和罗伯特·帕克斯顿(Robert Paxton)于1981年出版的著作，对维希政府统治下的法国犹太人的困境进行了文献翔实的研究，迫使法国历史学家和公众认真审视他们不堪的过去。④他们在书中提出的一些问题后来导致了一场轰动的起诉，但是它们揭露了维希如何与纳粹同流合污，使一些杰出的法国政治家的职业生涯岌岌可危，甚至包括备受推崇的社会主义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
ois Mitterrand)。⑤正因为如此，卢索的《维希症候群》(The Vichy Syndrome，1989)对法国战争年代的研究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像德国学者一样，他也用精神分析的方法论证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在“二战”后，法国领导人在民族和解的旗帜下以重新开始的名义，试图将不愉快的记忆抛诸脑后。一些人为菲利普·贝当(Philippe Pétain)顺从合作的行为道歉，但也解释说这是战败国必要的权宜之计，而且所有人都认为最好向前看。然而，关于战争的悬而未决的问题成为受压抑的记忆，在战争结束后仍不断浮现，并且记忆从未减淡。在“二战”后的每一次危机中，尤其是在有关阿尔及利亚的未来中，“维希症候群”都激起了政治对立。正如卢索与其合著者埃里克·柯南(Eric Conan)在为一本关于这个主题的后续著作命名时所说，这是“一段不会逝去的过去”，一段令人不安的记忆，抵抗任何试图让它得以平息的历史评价。⑥ 学者们一致认为大屠杀是一个特殊的事件，史无前例，其重要性是无可比拟的。但是最近，文化史家阿龙·康菲诺(Alon Confino)对大屠杀的历史仍然是“无法掌控的过去”这个观点进行了质疑。他解释说，作为一个历史事件，它存在于人类苦难的极端之中，但从历史的角度看，它并不比任何其他历史事件更不可思议。他认为，历史上关于大屠杀的讨论过于依赖精神分析词汇和有关受压抑记忆的夸张说法。我们不能指望通过达成一个带来“了结”的一致共识——即永远解决所有问题——来掌握过去。相反，我们从过去的经验中学习，我们可能永远无法完全与过去和解，每一代人都必须重新和解。他想知道，在战争结束后的几十年里，大屠杀记忆是否像一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完全受到了压抑。相反，他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会意识到纳粹行为的罪恶在历史上有多么严重。当然，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对大屠杀的公开讨论比之前的“二战”后二十多年更多，这可能是由于其纪念宣传的方式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丰富，电影、书籍和其他形式的曝光让公众意识到其暴行的独特性质。在“二战”后不久的二十多年里，曾经有过一些不太公开的历史评估。康菲诺认为，现在的历史学家们面临着一个被忽视的任务，那就是评估这些著作在历史学上的重要性。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