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0292(2020)03-0014-05 近年来，国际安全形势伴随一些“新型战争”的出现、“新型危机”的发生，传统安全不断受到挑战，这些问题的蔓延，给各国安全稳定都带来了巨大的威胁，作为地域性大国，中国也面临着国际国内诸多不安全因素的影响。 “国家安全”(national security)作为概念出现是在1943年，由美国学者沃尔特·李普曼首次提出，之后的诸多学者把“国家安全”界定为军事安全或者基于军事安全基础上的主权安全。这些安全由现实主义主导，相应的安全理论称为现实主义安全理论，传统安全理论以此为基础。冷战结束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传统安全理论暴露很出很多局限性，非传统安全理论逐步建立，更加注重解决国家安全的经济、社会、文化、制度、合作等手段，而不是单一的军事和政治手段。在此基础上，建构主义学派提出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国家安全已经扩展为文化的认同与构建。国家安全研究已与“文化”、“认同”和“规范”等概念紧密相连。 “安全文化”：“指的是反映了蕴含在对安全状况的某种解读之中的规范与标准的一种特定的行为方式或一系列具有社会意义的活动，它是深植于政治权威或各种权利关系的具体形式之中的”[1](P3)。用“国家安全文化”这一概念来解释国家安全行为或活动，更体现其发展的规范性与逻辑性，更突出当今非传统安全的文化特点。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国家安全文化的阐释 (一)国家安全文化提出的政治学意义 马克思曾说：“任何现代国家总是要符合自己的概念，私人利益希望并且正在把国家贬为私人利益的手段”[2](P261)。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理论告诉我们，自国家产生之日起，国家便成为统治阶级基于维护自身利益而主动统治被统治阶级的暴力机器，它的存在表明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无论内部还是其外部之间都存在安全问题与文化冲突。 社会进步面临复杂多变的情况，梳理马克思主义安全文化的现代化变迁，更凸显了国家安全文化的发展具有动态性，时代背景不同、领导集体不同，安全文化的内容和导向就会发生转换。新中国不同时期不同领导集体提出不同的安全文化，到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已然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安全文化现代化这一演变，其本质即“从国家到人”的变迁过程，进一步在政治学上充分说明了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文化有其现实需要和实践意义。 (二)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政权文化”的基本主张 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安全文化的基本观点，是影响我国当今国家安全文化的思想根源和理论依据。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提倡“和平”的国际文化观点，这一思想是国家安全文化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应联合起来，深入实现国际合作，“要保障国际和平，首先就必须消除一切可以避免的民族摩擦”[3](P463)。 其次，强调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安全文化的重要性。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时代还没建立过无产阶级主权国家，通过革命斗争的经验，意识到没有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是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继而又提出，保障政权安全，必须牢牢巩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安全。“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4](P170)，如果用资产阶级意识文化去消磨无产阶级的战斗意志，将威胁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安全。 第三，其国家安全学说更强调其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主义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把资本变为公共的、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5](P42)。进一步揭示了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安全性与它的国家使命与作用。 (三)列宁捍卫“苏俄政治安全”的主张及实践 列宁领导苏俄无产阶级缔造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捍卫者，为了维护新生的国家政权，面对内忧外患的政治局面，他提出的以捍卫苏俄政治安全为核心的国家安全文化观点相对较为完备。 第一，认为强大的军队安全建设是国家安全文化的重要内容。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国内革命的成果和政权安全有待巩固，他认为“如果没有充分的准备、补给和训练，最好的军队，最忠于革命事业的人，也会很快被敌人消灭”[6](P424)。同时，列宁还强调，要使无产阶级专政发挥社会主义民主职能以保障政治安全，为此他还制定法律、选派群众代表参加国家机构的监督工作。 第二，高度重视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安全及执政党自身的建设问题。列宁认为，“严格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只有一个，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加强”[7](P271)。因此他强调维护苏维埃国家政权安全的首要前提是在全民中树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可通过文化革命彻底消灭资产积极落后文化，形成无产阶级先进的意识形态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