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对峙的意义：“新青年派”与“学衡派”文化论争的世纪回眸》。为什么讲这个题目呢？我们知道，从“新青年派”与“学衡派”的文化论争到现在，已经走过了100年的历史。近世以来，中国文化的发展始终绕不开中与西、新与旧的矛盾。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西文化及新旧之争可以说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新青年派”和“学衡派”在文学观念的差异、文化话语权力的争夺以及思想谱系的颉颃方面，构成了今天我们进一步反思如何进行文化建设，如何使文化走向现代性的一个可资借鉴的意义资源。在我看来，“新青年派”与“学衡派”的论争，是近一个世纪以来最重要的一场论争，这一个世纪的纠结一直缠绕着我们，构成了我们每位学人挥之不去的历史记忆，也构成了我们进一步思考的前提和基础。 我今天的讲座内容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讲“新青年派”与“学衡派”文化论争的缘起。鉴于这方面国内外的相关著述已经很多了，为了讲座的完整性，把来龙去脉说明白，所以这次还是要简单叙述一下。第二部分讲“新青年派”与“学衡派”文化论争的三个“观测点”。第三部分讲“新青年派”与“学衡派”文化论争的三个错位，并对两派各自遵循的逻辑理路做一个挖掘。第四部分是本次讲座的主要部分，讲“新青年派”与“学衡派”文化论争的意义，即对峙的意义。 一、“新青年派”与“学衡派”文化论争的缘起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第2卷起改名为《新青年》)。以此为标志，五四新文化运动正式开始。五四新文化运动有很多的成绩和开创性的贡献，但最大的贡献和成就就是关于中国书面语言的革新，也就是白话取代文言。然而，《新青年》刚创刊时，却本无意于推行白话文。你看，杂志第一卷全部六期内容几乎没有探讨文言与白话的关系。在创刊号上，陈独秀提出“本志之作，盖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①，在通信中也指出“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②。那么《新青年》是如何开始提倡白话写作的呢？我认为《新青年》倡导白话文缘自于一场“美丽的邂逅”，这个“美丽的邂逅”要从主撰陈独秀和他的乡友胡适的“神交”开始说起。 《新青年》在刚创刊的时候，门可罗雀，不但没有读者，也缺少经费，缺少作者。鲁迅就曾说过：“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③所以杂志一创刊，陈独秀就想方设法延揽人才。陈独秀在延揽人才的时候想到一个人，这个人他没有谋过面，是他在日本协助章士钊编辑并发行《甲寅》杂志时知道的，并且还是他的乡友，叫胡适。胡适在《甲寅》杂志上投过《柏林之围》与《非留学(致〈甲寅〉杂志记者)》两篇稿子，陈独秀觉得很不错。陈独秀就想将胡适招到麾下。 此时的胡适正在美国留学，怎样才能与这位青年才俊搭上线呢？这时，陈独秀想到了一个人，就是亚东图书馆的老板汪孟邹。汪孟邹与胡适都是安徽绩溪人，同陈独秀和胡适关系都很好，但是陈独秀与胡适从来没有见过面。怎么办呢？那时候就靠写信，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加微信。汪孟邹作为陈、胡共同信任的朋友，就充当了红娘的角色，在陈独秀和胡适之间牵线搭桥，于是，陈胡之间就有了一个美丽的邂逅。 1915年10月6日，陈独秀通过汪孟邹将新出炉的《青年杂志》寄送给了胡适，同时写了一封信，通过汪孟邹向胡适约稿，汪孟邹说：“今日邮呈群益出版青年杂志一册，乃炼(指汪自己——引者)友人皖城陈独秀君主撰……拟请吾兄于校课之暇担任青年撰述……炼亦知兄校课甚忙，但陈君之意甚诚，务希拨冗为之所感幸。”④12月13日，汪孟邹又向胡适说：“陈君(独秀——引者)望吾兄来文甚于望岁，见面时即问吾兄有文来否……每期不过一篇，且短篇亦无不可。务求拨冗为之，以增该杂志光宠。至祷，至祷。否则陈君见面必问，炼将穷于应付也。”⑤1916年3月10日，汪孟邹继续向胡适催稿：“陈君盼吾兄文字有如大旱之望云霓，来函云新年中当有见赐，何以至今仍然寂寂，务请吾兄陆续撰寄。”⑥ 胡适倒也很认真，每每细阅而且看定之后，都会有十分肯綮的“边角料”。“边角料”寄到陈独秀手中后，哪怕是只言片语有时也会被一字不漏地付梓于杂志。按理说，个人的来信是有隐私的，但陈独秀却把来信用通信的形式全部发表在《新青年》上。 一封关于胡适转译的《决斗》小说之往来书信表明，他对《新青年》的敢于直言之“诤友”角色的呈现更让乡友陈独秀对其刮目相看。“校阅”不细致、办刊宗旨不明确诸问题都是胡适直言不讳点出来的。比如《新青年》创刊时以“现实主义”声明为趋向，然而一首被推为“稀释之音”的“古典主义”诗歌流布在杂志上时，胡适就坐不住了：“足下难免自相矛盾之诮”。胡适对陈独秀主张的自我矛盾提出了批评，陈独秀说：“一经足下指斥，曷胜惭感!”⑦当时陈独秀也算是一个十分自信且感情用事之人，但是他对胡适的指责却能接受，很谦虚并以“大糊涂”自省。这也是他们日后成为“神交”“朋友”“诤友”，以谋事立业的基础。 我们看到，陈独秀胡适二人是诤友，虽然没有见过面，但是在书信往来中敢于直言，尤其是胡适，敢于给陈独秀提意见。飞扬跋扈、舍我其谁的陈独秀为将胡适招致麾下，对胡适的意见和建议也很给面子，有点卤水点豆腐的味道。这也让胡适找到了感觉，于是他也加紧为《新青年》写文章。1916年2月3日，胡适的一纸文字将陈独秀引导到了广袤而开放的世界平台，也是一个全球的视野上：“今日欲为祖国造新文学，宜从输入欧西名著入手，使国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观摩，然后乃有自己创造之新文学可言也。”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