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党报在革命动员及组织构建中角色是双重的：党报既是展现政治声音的舆论平台，其发行和流通网络又属组织构建的有形纽带。尤其在既未建立局部政权又在多数地方为秘密状态的大革命时期，中共中央将党报发行及流通顺畅与否提升到关涉“生死”高度。1925年4月30日中共中央通告指出：“本党在秘密行动之下，使本党的印刷物传布到党的群众和深入党外的群众中去，是非常重要的工作，这种工作在组织上的重要，等于人身上的血脉，血脉之流滞，影响于人的生死。”① 学术界对大革命时期中央机关报《向导》《中国青年》等发行网络等已有研究，基本上围绕报刊所公开的“分售处”等予以描述，对价格、广告等技术性问题亦有论列②。而结合地方党史文献开掘，以基层党团组织与中央机关报交涉互动关系为视角，探讨基层党团组织围绕党报发行推广的社会实践各层次场景，及其与基层的社会动员关系等尚有开拓空间③。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涉“基层”以中共组织架构为视点，相对侧重中央、区委(省委)以下层级的一般市县及大城市基层组织的党报发行推广活动，这也正是当时党报所希望发挥作用的地方。本文试图着力探究的问题是：党报与基层的社会动员关系考量涉及哪些层面?发行网络维度考察侧重回答中央机关报如何进入基层社会?基层党团组织基础上的党报发行推广活动对基层社会动员的作用机制及其问题是什么?此类问题探讨有助于深入历史现场，展示新型政党组织充分发掘和利用传播媒介组织构建功能的运作机制及场景，具体研究时力图借助“地方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等关涉中共早期革命史档案文献，结合相关报刊文献④，以中央机关报《向导》《中国青年》等发行网络为主要分析对象。 一、党报发行与组织构建：中共关于党报发行的政策及诉求 报刊发行是沟通传播者与读者的中间环节。中共党报宣传、教育、组织功能发挥需要通过发行落到实处。1920年夏，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为首的各地共产主义团体开展建党活动时就已重视报刊发行网筹建。1920年8月，陈独秀主导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改版《新青年》，并办理“新青年社”作为公开的出版发行机构。陈独秀及同乡密友汪孟邹主持的上海亚东图书馆对各地新青年创设进步书店多有支持。汪原放回忆：5月至7月，陈独秀为恽代英创办武昌利群书社、毛泽东创办长沙文化书社向亚东图书馆做营业额担保⑤。 由于当时党团组织规模尚小，还未形成分工明确的中央工作机构及相应工作制度，自然也没有对书刊发行做宏观政策设计。1923年6月，陈独秀在“三大”报告中说，此前“改善机构的计划未能实现，因为上海的迫害非常厉害”⑥。加之新青年社屡遭查禁，“二大”前后党团刊物出版和发行比较困难。1922年9月，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初创时，出版发行一度委诸上海亚东图书馆⑦；其发行范围较窄、发行量不大，达不到中央所预想的程度。茅盾回忆：“当时印三千，却只销一千多。”⑧ 随着各地党团组织相继建立及国民大革命政策基本确立，中共中央在“三大”后着力构建党报体系，力图对党报发行工作做“顶层设计”。首先，以上海书店为中心，以中共主导的全国重要城市书店为节点构建全国发行网。1923年6月，“三大”决议，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行用本党名义之出版物”⑨。9月，中共中央由粤迁沪。11月初，中共中央创设上海书店，“中央的所有对外公开宣传刊物、书籍，统归上海书店发行出售”⑩。上海书店充当着这一时期中共书报发行的中心机构，1926年底中共中央迁武汉则以长江书店为主。 其次，明确党报发行工作的中央领导机构及组织机制。“三大”后中共中央管理报刊编辑、出版、发行的主要机构是教育宣传委员会。1923年10月，中共中央、团中央发布《教育宣传委员会组织法》，规定从中央到地方党团合组教育宣传委员会，内设印行部“经理印刷并发行刊物及讲义以至于党中团中其他出版品”(11)。这一领导机构和组织机制在1924年5月调整，涉及中共第一次扩大执行委员会后组织部、出版部等设立；会中要求中央和地方党组织分设宣传、组织等部门。就党报而言，内容管控层面涉及中央机关报编辑委员、宣传部等职责，而在发行层面，则主要由中央到地方组织部门负责，“地方委员会由三人组织之：委员长兼宣传部，秘书兼组织部，组织部之下另有‘统计分配’及‘交通’的职务——‘交通’的职务便是发送秘密宣传品，组织群众大会及示威运动等”(12)。实际上这也是党内秘密交通线的建设起点。为加强对报刊发行统一管理，中央在5月成立中央出版部，对外以上海书店为公开机构。 1925年1月中共“四大”提出“一切工作归支部”方针，由此使报刊发行作为支部日常性工作而嵌入基层组织。“四大”对中共组织架构做了调整，规定基本组织是“以产业和机关为单位的支部组织”；提出中央到地方再到支部的组织系统，使报刊等出版物进入基层，发挥动员效力：“我们党的组织部重要工作之一，现在就是设立一能够普遍地传布党的印刷品之机关。”(13)3月，中央组织部发文明确，“每支部书记必使各党员定阅并担任推销”(14)。次年7月，中共第三次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再次提出支部日常工作中，“要严格执行：(甲)政治行动，(乙)发展工作，(丙)推销书报，(丁)缴纳党费诸种工作”(15)。 梳理中央文件涉及党报发行政策设计，不难发现其演进的总体趋向是将报刊发行建立在中央到地方组织系统之中，使其不再仅属于专门性、专业性工作。其目的：一方面使得基层组织及党员团员参与到报刊发行工作中，一定程度上保证秘密状态下报刊发行的顺利进行；另一方面也是以报刊为“媒介物”构建中央与地方、组织与党员、党员与群众之间的有形纽带，形塑报刊发行推广与组织构建相互为用的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