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80年代“作家的分化与重组”中，洪子诚认为，十七年时期的主流作家，“除个别的例外，在‘新时期’，他们的创作活力已难以为继。他们中有的逐渐停止写作，有的虽然仍不断发表作品，却不愿、或无法更新自己的感知和表达方式，而呈现了整体的陈旧感。”①聚焦曾凭《不能走那条路》名震全国的李准的复出之路，则可看到，李准实属例外中的例外。从《大河奔流》到《黄河东流去》，他明确否定了自己十七年时期的创作，努力跟上“新时期”的文学思潮。《黄河东流去》虽然还是难逃“被取代的命运”，然而，同时被抛诸脑后的，还有在“新时期”成名的刘心武与张洁。②于此，回顾李准的复出之路或有助于撬动以“新”代“旧”的文学史叙述，重审何为“旧”，何为“新”，“新”与“旧”的分野又何在。 一 下放与复出 1966年下半年，“文革”席卷全国。河南文艺界首当其冲被打倒的五人中就有李准，“罪名是‘黑作家’和‘周扬的掌上明珠’”。③旋踵而至的是批斗、抄家、下放。李准接连被已遭“夺权”的省文联、河南省话剧团揪去批斗、游街。1966年10月13日，“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委员会决定成立抗旱指挥部”，④李准被抽调到第一线，协助各地抗旱种麦。据夫人董冰回忆，从抗旱前线回家，中午吃过饺子，李准正为家人讲述此次抗旱见闻，并说到创作的《三打钟》由农民自唱自演，广受欢迎时，“九中的学生上来抄家。他们开着汽车，除了身上穿的衣服、床上盖的被子、厨房里的炊具，别的什么东西都拉走了。”⑤在生活用具、家庭财产之外，被抄去的还有一部重要的手稿，那就是李准从1961年开始创作的长篇小说《沧桑路上》，其时已写成十几万字。 1969年8月20日，“河南省直机关3000余名干部被下放到各地五·七干校，进行‘斗、批、改’和劳动锻炼。此后，省直机关干部有三批12300多人先后到‘五·七’干校劳动锻炼。”⑥其中“卫生厅、教育厅、冶金煤炭厅、交通厅、农业厅、轻化厅、建工局、计委、博物馆、电影公司、供应图书馆、出版社、豫剧院、京戏院、戏校、文联、体委、省直铁路系统以及中南煤管局等”⑦机关的“斗、批、改”团被下放到西华县黄泛区农场“五·七”干校。西华县黄泛区农场“五·七”干校始建于1969年3月，先后由中共中央党校、中共中央公交政治部及河南省省直机关创办。李准也参与了创办干校，但李准一家并未住进“跟郑州也不差啥”的干校，而是被下放到“农村插队劳动”。⑧ 李准一家插队的地方是西华县西夏公社陆城大队屈庄生产队。下放那天正赶上1969年冬的一场大雪。李准乘坐卡车押着行李，从郑州出发，前往西华。董冰带着孩子，乘坐火车前往漯河。一路波折，到第三天夜间，李准一家才在屈庄的磨房安顿下来。磨房里“黑漆漆的，地下全是牲口粪”。⑥住在隔壁的饲养员，当晚为他们从村里小学借来了煤油灯。第二天，生产队队长派人帮他们修房平地。就这样，李准开始了人生中最后一次在农村落户，这一住就是三年半。 “戴着帽子”的李准，“格外小心谨慎。鸡叫头遍就不敢睡了。听见上工钟响，就赶紧起来跑到村口，等着队长派活。”⑩“有经验”的村民们都是听到钟响后，再睡一觉，才拖拖拉拉上工。好心的老农还教给李准一套磨洋工的办法：“比如拉粪，十几辆架子车一齐装，你的车不能站前头，不要站到正路上，得把车停到地犄角，这样前头的人可能拉两趟，才能轮着你装车。”(11)这和推行生产责任制后，农民重新焕发的积极性形成了鲜明的时代对照；也与“大跃进”中涌现的大公无私、没工夫记仇、帮助贪便宜图省力的社员返工的“李双双”们构成了历史的反差。 虽然被群众大会排除在外，但李准并没有被群众视为异己，尤其在农村的文化活动中，李准俨然成了中心人物。屈庄村东头的三兄弟，前来请李准为过世的兄长写祭文，情真意切的祭文感动了参加追悼会的村民。在被禁止写作的年代，李准又重新摇动了他的笔杆子，此后，不断有人找他写祭文，一篇祭文就是一部家史，这些家史成了他日后复出的创作素材。 1973年，李准获得解放。据称，是董冰写给时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的一封信起了作用。董冰在信中写道：“李准到底犯了什么罪？我和他一起生活了二十多年，难道我还不知道吗？我犯了什么罪？他的孩子又犯了什么罪？不让他工作，也不让孩子上学，这是什么道理？难道我的孩子都是‘柴禾皮’吗？”(12)刘建勋收到此信后，亲自过问，将李准调回郑州。但董冰与李准后来都对“解放”一事含糊其辞，甚至只字不提。可作补充说明的是，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顾全大局，严格限制清查范围，并着手解决“‘文革’中遭受错误打击的一批老干部的问题”。(13)而从1968年1月起，再度主政河南的刘建勋对老干部也一贯持保护态度，“在七十年代初，河南解放干部就达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及时地给安排了工作，这在全国也是突出的，曾受到毛主席的表扬。”(14) 得知李准解放后，北京电影制片厂将其借调去创作剧本，而他本拟开始的长篇小说写作计划只好暂时搁置。当时，北影厂负责人之一是谢铁骊。(15)谢铁骊在“文革”初同样被打为“文艺黑帮”，1968年，江青点名让其参与拍摄革命样板戏电影《智取威虎山》。1970年10月1日，《智取威虎山》公映大获成功。1971年3月8日，受揭批“五·一六”运动冲击，谢铁骊、成荫、钱江等人受到保护，被下放到北京丰台长辛店二七机车厂劳动。与工人熟悉后，工人向他们提意见道：“样板戏不错，但我们也想看点故事片，能不能拍点故事片。”(16)5月20日，谢铁骊、成荫、钱江联名给周恩来写请示报告，提出拍摄电影故事片的要求。7月29日，伊文思来华访问，谢铁骊、钱江等应邀参加欢迎宴会，周总理当面向他们表示支持。7月30日，毛泽东对几部现代京剧样板戏做出评价后，说：“现在剧太少，只有几个京剧，话剧也没有，歌剧也没有。”(17)1973年1月1日、15日，周恩来与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接见文艺工作者代表，反复提出要把电影生产抓上去。北影厂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将《海霞》《大河奔流》等影片列入生产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