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诋毁鲁迅的论调有多种，其中之一是“九一八”事变后，鲁迅从未对抗日问题发表过自己的看法。“九一八”事变后，抗日大潮汹涌，作家、文人发表慷慨激昂的抗日言论是常见现象。而在鲁迅的笔下，似乎很难找到这类文字，于是就有了鲁迅从未发出过抗日言论的流言。这种论调当下主要在网络上流行，由于流传甚广，影响深远，甚至一些现代文学研究者也信以为真，因此有必要撰文澄清事实。其实，“九一八”事变后，鲁迅就抗日问题发表了很多文章，只不过这些言论大多是批判性的。批判的对象主要有两种：一是国民党政府对待日本侵略的策略、态度；二是中国社会在国难声中出现的种种荒谬、丑恶现象。前者可以称之为“政治批判”，后者则不妨叫作“社会批判”。 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的“七七事变”，面对日本的侵略，国民党政府基本上在妥协、退让。这背后自然有很复杂的原因，但每有冲突发生，官方总是谋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激起了全国各阶层普遍的不满和愤怒。对国民党政府的批判，在当时是十分常见的。鲁迅是无数批判对日妥协、退让者之一，但有自身鲜明的特色。国难当前，社会上出现各种不合理、不健康的现象，这在本质上是有害于抗日的。对社会病态异常敏感的鲁迅自然不会无动于衷。不过，鲁迅的批判并不全是因为它们不利于抗日。国难声中的各类丑恶现象，都是某种国民性病症的表现，但这并非由国难产生，而是长期存在于国人身上，只不过在特殊时期又一次显现出来。鲁迅批判这些现象，就是在国难时期延续其一贯的国民性批判，可以说是以一种特有的方式参与救亡；同时也是在针砭大众的精神痼疾，更是其长期坚持的启蒙事业的继续。笔者一向认为，启蒙与救亡在鲁迅那里并非水火不容，甚至可以说，在鲁迅的思想中，启蒙即救亡。 所谓“政治批判”与“社会批判”，也是一种粗略的区分，有时某种现象属于政治现象还是社会现象，是难以遽下判断的。鲁迅的文章，也并非每一篇只批判一类现象，而是常常在同一篇文章中既有对政治现象的批判，也有对社会现象的针砭。他在“九一八”事变后对国民党政府的政治批判，笔者在《鲁迅有关抗日问题的若干言论诠释》(《西北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鲁迅与1933年北平文物迁移》(《东北师大学报》2019年第3期)、《鲁迅〈“友邦惊诧”论〉现实批判考辨》(《文艺争鸣》2019年第6期)、《鲁迅晚年在日本侵华问题上的预感与忧思》(《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0年第2期)等论文中已有谈论，所以这篇文章主要涉及鲁迅此一时期的社会批判。 1931年10月29日，鲁迅写了杂文《沉滓的泛起》，列举了“九一八”事变后上海滩出现的诸多丑恶现象。该文指出，日军侵华如用棍子搅动死水，各种丑恶现象泛起，趁机显示自己的存在。阿Q精神本来就是十分常见的国民性病症，在“九一八”事变后又有了特别突出的表现。日本掠夺中国的国土，于是一些人便去翻史书、查字典，声称日本人古名“倭奴”，“倭”是矮小之意，似乎这样一来，中国就胜利了，而中国人因日本凌虐而产生的怨愤，也可以平息。这种精神胜利法是深重的顽症，它在国难时期以“爱国”的名义显现，危害特别大。在上海滩特别常见的，则是以“抗日”和“爱国”的名义推销自己的产品，即所谓“发国难财”。胡汉民在上海发表对时局的意见，希望青年成为国民之前锋，平时要注意“养力”，勿轻易“使气”，第二天报纸上便有人借此说养力就是强身，泄气便是悲观，要强身袪悲观，就应开怀大笑，所以要看美国电影《两亲家游非洲》。绕了半天，是借“抗日爱国”的名义为美国影片做广告。文艺界人士成立“救国会”，慷慨激昂，其实是借国难推销自己的著作。有人为了卖狗，在报纸上便强调救国不能靠“国联”，而是要仰仗战犬，犬类品种繁多，又以自己养的那种狗最适合作战。还有人致信报纸，说自己在汉口生病，不能投身抗日义勇军，而沪上友人寄来某种药，服药后即可奔赴抗日战场，这类编造的“抗日故事”无非是为了卖药。鲁迅说，这些人要趁日本侵略中国，尽量榨取利益，“因为要这样，所以都得在这个时候，趁势在表面来泛一下，明星也有，文艺家也有，警犬也有，药也有……也因为趁势，泛起来就格外省力。但因为泛起来的是沉滓，沉滓又究竟不过是沉滓，所以因此一泛，他们的本相倒越加分明，而最后的运命，也还是仍旧沉下去”①。借国难之机，趁抗日浪潮，推销本来卖不出去的存货，当然是对抗日的破坏。但要说此类行为对抗日能构成多么严重的损害，却未免高估了这些人。人们会在抗日热情的驱使下受骗于一时，但不会长久被此种伎俩迷惑。 那么鲁迅为何要花费时间、精力批判这种现象？就因为此种现象下面隐藏着的，是极其顽固的精神病灶。许寿裳曾说，鲁迅在日本留学时，常与他探讨这样的问题：中国国民性最大的问题是什么？造成中国国民性的病根何在？探讨的结果是，中国国民性最大的问题是缺乏“诚和爱”，“换句话说，便是深中了诈伪无耻和猜疑相贼的毛病”。至于病根，“当然要在历史上去探究，因缘虽多，而两次奴于异族，认为是最大最深的病根。做奴隶的人还有什么地方可以说诚说爱呢”②？“九一八”事变后出现在上海的这些现象，当然在中国其他地方也会有，那正是性格中缺乏“诚与爱”的表现。对这种国民性格中的病患，鲁迅一直以小说、杂文等多种方式进行批判，这也是他执着从事的启蒙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借国难发财，更有理由引起鲁迅的警觉和悲愤，因为缺乏“诚与爱”的病根，在鲁迅看来与金元和清代两次“奴于异族”有密切关系。而现在，中国正再次面临“奴于异族”的危险。因历史上异族入侵所导致的民族性格中的缺陷，在日本入侵时表现出更明显的症候，而如果中国奴于日本，这种病患一定会更加深重。启蒙的事业虽然艰难地进行了十几年，但还没有看到什么成效，却又一次面临“奴于异族”的危险，这怎能不令鲁迅忧虑、痛苦？批判因缺乏“诚与爱”而在遭受入侵时大发国难财的行为，是在救亡，更是在坚持启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启蒙与救亡在鲁迅那里并不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