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文学存在着问题，最直观的表现就是“不好看”和“看的人少”，这些问题存在了一段时间。在文学整体式微的时代，报告文学一方面面临着文学外部汹涌的媒介竞争、娱乐至死和审美异化，一方面又要处理文学内部的文体之争和创作断层。“近年来，我们的报告文学作品呈上升趋势，但是，好的作品少。”①长期担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的何建明，直言报告文学数量多但佳作少的情况。 大量的、不好看的作品鼓胀着报告文学，呈现出体量大、精度低的反差。所谓“不好看”的作品，大多只做了“写什么”的动作，却未能完成“怎么写”(“怎么写好”)。由作品“不好看”，导致读者群疏离，尤其是青年受众不主动选择。据笔者观察，读者在选择读物时，报告文学远远少于小说、散文等其他文学作品；在文学研究者中，专门从事报告文学研究的学者数量也远远少于其他文体，尤其是中青年研究队伍缺乏。从什么时候开始，报告文学陷入尴尬境地？曾经盛极一时的报告文学，在当下的文体价值和审美价值究竟是什么？ 一 审美价值：知识分子的非虚构写作 2010年，《人民文学》开设非虚构栏目，“希望由此探索比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更为宽阔的写作，不是虚构的，但从个人到社会，从现实到历史，从微小到宏大，我们各种各样的关切和经验能在文学的书写中得到呈现。”②有学者认为“非虚构”写作从一开始就自觉地警惕三种陷阱：“一是传统文学的纯粹‘虚构’式的写作，二是以‘事件’为中心的新闻式写作，三是传统的‘报告文学’写作。”③又有人认为“‘非虚构文学’与‘散文’或‘报告文学’有天然的亲缘关系；但是，因‘非虚构文学’作为叙事文类的面貌出现，又往往被研究者斥于散文与报告文学领域之外。”④本文笔者不赞同对非虚构的窄化处理，认为报告文学属于非虚构文类，但与其他非虚构文体有不同，具备文体的独特性。报告文学创作的非虚构性，强调的是对客观事件的真实、主观情感的真实、以及意义真实的追求。前两者是报告文学摹写和反映现实的方式与路径；追求时代性、政治性、社会性是报告文学创作的目的，这是报告文学区别于其他非虚构文体的关键。 报告文学的非虚构性，是狭义的非虚构性，对于非虚构性的建构和实现方式的要求相对严格。它不允许以完全虚构、想象、象征等创作手段进行对现实的摹写和再现，而是以描摹现实本身——再现客观真实、情感真实、意义真实等完成文学创作。报告文学创作的非虚构性表现在手段、目的以及可被检验等方面。报告文学的创作手段是还原真实。有学者曾言，“完全真实是报告文学的生命和战斗力的源泉”，“报告文学不仅不能虚构、夸张，连气氛的渲染，心理活动的刻画，生活细节的描绘都要真实，而不能‘虚加练饰，轻事雕彩’，任意虚拟”。⑤报告文学写作“七分采，三分写”，采访的必要和重要在报告文学创作中尤为凸显。作家深入实地了解情况，采访当事人及相关人员，确保事件的非虚构性，就连地名、人名、所说的话等微小的信息都要保证准确。对报告文学作品的审查更是严格到要求文本中的每一个细节都要查有其实、证据确在。这使得一些以非虚构为主体的文学作品，但是因为其中存在无法核实的信息、或是与真实有偏差的情节、哪怕是包含被杜撰的人名或地名等被排除在了报告文学范畴之外。 报告文学创作的确是高难度写作，比起费尽心力采访、反复核查信息真伪，作家的智慧和勇气更需被重视。“知识分子，理应坚持独立思考，科学分析，独立观点，独自语言，独立表达，笔下流出的是真实的事，发自心底的话。写作真正的报告文学，的确难度较大，良知则要求我们不能绕开问题走，要迎着问题上，把人们要知道的问题、死疙瘩写深写透，敢于碰硬，直面真相。”⑥正如赵瑜所言，报告文学作家应当有力地关切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写《马家军调查》时，赵瑜不是去猎奇、揭秘，而是调研那支辉煌战队“兵变”的深层原因，以警示后人。文章发表十年后，当年编辑过这部作品的《中国作家》杂志社回忆道，“这部以马家军的辉煌与悲怆为题材、长达四十余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马家军调查》，是颇具风险的作品。……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记者、作家由于质疑了金牌的背后，遭遇风波者屡见不鲜。体育界的某些朋友，他们在收获体育金牌的同时，也收获了野蛮，收获了好大喜功，有的甚至收获了瞒上欺下，收获的文化品位的低下，养成了极不健康的思维定势。”⑦在写作《寻找巴金的黛莉》时，赵瑜更是将“作家报告人生，报告社会，报告上世纪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之命运”视作“职责”，“本来，我们为研究界保护和公布这批书信，无疑是任何一位晚辈作家应该做的，因为我们热爱巴金。但是，仅仅如此还很不够。追索巴金以及上个世纪的读书人或旧知识分子们，在中国这片古老土地上，走了一条什么样的道路？问题深远而又现实，似乎更加重要。”⑧ 报告文学具有知识分子写作传统。晚清，当报纸登陆中国时，报告文学便初具雏形，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具备了报告文学文体基本特征。“五四”时期，报告文学在题材和内容方面均有突破，伴随着“散文文体……‘自我表现’置换‘文以载道’的散文核心理念”，实现了“人学”归位。⑨20世纪30年代和80年代是中国报告文学史两个辉煌的时间段，尤其是后者。这一时期的报告文学在文学的感性与客观社会中间找到了知识分子写作的平衡点——更加开放题材的选择和高度融合文史哲的理性精神。 报告文学的知识分子写作，不仅是具有较高知识水平人的文学创作，更是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和批判精神的表达。在人类智能已被普遍开发的时代，知识分子的作用更多地体现在辨别知识真伪、传播真知、批判虚假和恶意、反思历史与社会等。深受此影响，也是对报告文学知识分子写作的继承。赵瑜与胡世全花费近五年的时间深入荆楚，明察暗访，写出的兼有田野调查和纪实文学之作——《革命百里洲》。赵瑜在宜昌书店发现了杨尚聘的《在水中央》，后对其进行深入采访。杨尚聘是百里洲人，也是当时宜昌日报社的社长，对百里洲熟悉也是有文化积淀之人。采访杨尚聘是赵瑜和胡世全进入百里洲历史的第一步。在杨尚聘的推荐下，他们又采访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在百里洲当书记的江诗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当书记的李国甫、陈宏灿。之后，又一次到百里洲，他们在那里住下，采访了村民、企业、乡镇领导等，对百里洲的农业、农村、农民进行实地调查。作家扎根于写作对象，多次去百里洲，最长住了一个冬天，最短时也住过一两个月。岛上经济萧条，人员往来较少，冬天没有暖气，阴冷得令人受不了。作家往返于各村之间，接触百姓数百人，尤以老年人为多，因为在赵瑜看来，这些老年人都是“活档案”“活历史”。基于对现实人物的采访，以及大量的查阅和阅读文献，《革命百里洲》历时五年，不仅呈现了关于中国农民在土改以前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回叙，而且写了长江农民的现代命运。历史与现实的勾连，是从一个个个案的挖掘和展演开的，而这每一个个案都是基于作家的调查、采访、查证、核实而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