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1月19日，诗人徐志摩因飞机失事在山东阳山遇难，年仅35岁。他的早逝引起了世人的悲痛，朋友们在《大公报》上连续发表纪念文章，将其誉为同样早逝的英国19世纪浪漫主义诗人雪莱。叶公超指出，徐志摩的“死于飞翔”与雪莱的“葬身大海”都“别有超逸的风度”，两位诗人具有极大的相似性：“他和雪莱一样，尽管一面不满于人生，不满于自己，而目前的存在却依然充溢了勃勃的生气和不败的兴致。”①一周之后的文章《吊诗哲——徐志摩先生》更直接将两位诗人相提并论：“英国有雪莱，我国有徐君，这是我们自豪的地方。”②作为报纸主编的吴宓也赋悼诗一首：“牛津花园几经巡。檀德雪莱仰素因。殉道殉情完世业，依新依旧共诗神。”他在诗后特别指出：“如世共以徐君拟雪莱(shelley)，徐君亦以此自许。”他还提醒读者，自己也是视雪莱为偶像的人，表示“予与徐君思想性情境遇阅历显然不同。然论生涯末迹，鸿爪雪泥，亦不无一二相合之处”③。两周之后，《大公报》上出现了另一种声音。杨丙辰发表的《大诗人—天才—徐志摩一和他的朋友们》一文，明显带有讽刺、挖苦之意，但较为精准地指出，无论是对新诗的见解还是写诗的才华，徐志摩都算不上世界上第一流的大诗人④。这种严厉批评让徐志摩的朋友无法忍受，纷纷出来打起“笔战”。然而在论战中，人们对徐志摩的判断也逐渐公正、客观。唐诚指出，仔细检视杨丙辰的判断不难发现，这与徐志摩本人在《猛虎集》“序言”中的论调相似。诗人从未认为自己可以跻身于但丁、莎士比亚、歌德之列，因此从创作而言，“志摩的朋友们把他比作雪莱，虽然有几分相像，恐怕也有点过分”⑤。可见，当时的评论家最终认为徐志摩和雪莱的相似并不在“为诗”，而是在“为人”。 除了徐志摩，越来越多的中国诗人和作家加入或者被放置到了“像雪莱”的行列。20世纪30年代，诗人于赓虞在文章中写道：“我喜爱雪莱，就如同喜爱我自己……他被许多人崇拜着。我叙述他的事迹，可以使我在这茫茫的大自然里觉醒，从黑暗的地狱挣扎，在绝望里看到熹微的晨光。”⑥沈从文曾向林徽因倾诉自己在婚后的感情困扰，后者写信给好友费正清夫妇说：“他(沈从文——引者注)使自己陷入这样一种感情纠葛，像任何一个初出茅庐的小青年一样，对这种事陷于绝望。他的诗人气质造了他自己的反，使他对生活和其中的冲突茫然不知所措，这使我想到雪莱，也回想起志摩与他世俗苦痛的拼搏。”⑦吴宓在1936年的文章中公开以雪莱的情感经历为榜样，来审视自己的人生：“我的Harriet幸未投河自尽；我所追求眷恋的Mary，却未成为Mrs.Shelley……是的，种种都合适，只是我的Mary未免使我失望。”⑧人徐志摩、吴宓、于赓虞、沈从文等人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某种相似性，这使他们被放置于“像雪莱”的人物谱系中。那么，在当时这些身份、背景、性格等方面不尽相同的文人身上，到底是什么使他们成为“像雪莱”的人？雪莱这个名字在当时的语境中到底意味着什么，又是如何被塑造而成的？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语境下，诗人雪莱作为浪漫的生活方式、人生态度和价值观念的代表，契合了“五四”新人追求自由解放和浪漫爱情的潮流，为他们追求浪漫的爱情生活提供了仿效资源⑨。事实上，与描述这个现象相比，挖掘出这个生成机制背后的来龙去脉更为重要。雪莱在现代中国的形象不是天然存在的，虽然诗人大量的抒情诗都不同程度地表达着“自我”，但真正使读者了解他的“为人”，是经由大量传记作品的译介完成的。这些传记作品的传播与20年代起开始倡导的自然主义批评观对传记研究的关注紧密相连。随后的三四十年代，众多创作于欧洲不同时期的雪莱传记被翻译或介绍进中国。这些不同版本的雪莱传记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当属法国作家安德烈·莫洛亚(André Maurois，1885-1967)1923年出版的《爱俪儿：雪莱传》(Ariel，ou La vie de Shelley，以下简称《雪莱传》)⑩。这部传记是西方“新传记”创作思潮的代表作，事实上，对《雪莱传》的关注与译介伴随着西方新传记作品和理论在中国的译介潮流。因此，雪莱传记在中国的译介以及诗人浪漫偶像形象的生成，因多种因素的耦合，成了一个略显复杂的问题，本文将从新传记在中国、雪莱传记在西方的生成以及雪莱传记在中国的接受等三个具有逻辑关系的内容依次展开讨论。 一、传记研究与写作的新视野：新传记观在中国的译介 1922年，文学研究会成员郑振铎在《文学旬刊》第52期中介绍了法国19世纪自然主义批评家圣伯夫的观点，认为研究作品除了把作家的全部著作都看过外，还“必须进而观察作家的家庭”，同时“他所受的世间的影响也须研究”(11)。他还在《文学大纲》中指出，圣伯夫的文学批评方法是想建立一种像生物学一样的批评家的科学(12)。圣伯夫文艺思想深受孔德实证论的影响。为了使文学摆脱古典主义批评的束缚，他主张将实证论应用于文学批评，提倡采用肖像批评和传记批评的方法。他指出：“在文学批评和文学史方面，我觉得没有任何阅读能比写得好的伟人传记更能娱人，更有趣味，更富于各种教益的了。”(13)在他看来，阅读和分析传记是最好的进入批评的途径。事实上，圣伯夫主张将作家与作品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去认识、审查和批评，这不仅是对文学批评科学性的追求，也是对人道主义的认同，更是对作品、作家之间存在紧密关系的确信(14)。虽然圣伯夫的理论后来被普鲁斯特批判(15)，但正如郑振铎所言，“这(圣伯夫的批评方法——引者注)当然是一件很伟大，也许竟是不可能的工作，所以他终于没有成功。但他的影响却是极大的；他开创了后来的写实主义的大路，并为泰耐(Taine)的老师。至今还有许多人在接踵的用圣皮韦的方法去研究某个文学家，去批评某部作品的”(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