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得友人相助,获得一批珍贵资料,其中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夏衍致周扬书信多封,大多为从未公开过的原始史料,对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夏衍、夏衍与周扬关系,尤其是研究夏衍主持的上海文艺界整风运动有很高价值。今整理并公之于众,原件均无年份,但标有日期,根据信件内容可以推断这些信都写于1952年。部分字词用法与现今有别的,在括号中以单字形式标注出来;括号中有多个字的,都是原信自带,特此说明。为方便读者了解这些信件的内容,笔者对信件的背景和信中部分人物略作考证和解读。 上海解放后,夏衍先后担任上海市军管会文化教育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外交部亚洲司第一任司长、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上海市文化局局长、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华东文联主席等职,同时还有一系列各种兼职,①非常繁忙。1952年5月,根据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全国文联的部署,上海成立了“华东文艺界学习委员会”,指导华东地区文艺界整风学习运动,夏衍担任学委会副主任,实际负责领导上海文艺界的整风学习工作。②笔者收集的这批信件,即是夏衍在这一时期写给周扬的。 夏衍和周扬关系密切,两人都曾是1930年代“左联”和中共临时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成员,被鲁迅称为“四条汉子”中的两位;新中国成立后周扬出任文化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同时兼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后又担任中宣部副部长,夏衍则担任上海文艺界的领导工作,两者从工作关系上来说有上下级关系。虽然此时期两人工作上似乎都处于并不舒心的阶段:周扬处于“无所作为的局面”,夏衍的处境“也比周扬好不了多少”;③但不管从私谊还是从公事上来说,两人应该有着频繁互动,尤其是夏衍,显得更为主动和频繁,其信中多次提到“前寄一信,谅可收到”之语,说明周扬回信有时并不及时。 从目前手头收集的信件来看,在上海文艺界整风前后,夏衍至少给周扬寄过9封信。其中1952年5月4日,夏衍给周扬一函,请其转交给文化部党委一封信,同时向其报告上海文艺整风的准备工作,这算是夏衍给周扬关于文艺整风的第一封信。此信已经收入2005年出版的《夏衍全集·书信》卷。④1952年5月29日夏衍又给周扬一信,该信件由徐庆全于2001年首次公布,同样被收入《夏衍全集·书信》卷中。⑤6月5日夏衍再寄一封,内有“前日寄一信”之语,意味着6月3日寄出了第三封信,5日信为第四封信。6月27日还有一封信谈整风问题。7月8日、22日各寄一封,8月25日一天内先后寄出两封,这9封信绝大部分未曾公开,1996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夏衍七十年文选》未予收录;浙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夏衍全集·书信》收录了其中5月4日和29日两封;沈宁、沈旦华编的《春秋逝去的贤者——夏衍书信》也只收录了5月4日和29日两信。⑥除6月3日那封信至今未曾觅得外,此文按信件上的时间顺序披露其他六封信件的情况。 一 六月五日信 周扬同志: 前日寄一信,谅可收到。上海文艺整风工作的第一阶段延长了四天之后,于今日顺利结束。七日起,转入第二阶段,各支会重点检查,联系自己。在第一阶段中一般情况如下: (一)学习是热心的,积极的,很少有人缺席,地方戏演员每日两场戏,每日上午仍能从八点学习到下午一点。老先生们也很努力,丰子恺等每次准时到会,发言也是踊跃的。 (二)对我们三个人的检讨报告,昨日已基本上通过。有三天提意见,火力也相当猛(当然不及三反),新文艺出版社的一组(文协,其中有梅林、耿庸、张禹等)讨论我的报告,一直开了八小时的会,把要讲的话,要提的问题都提了。“上影”的支会,稍有偏差,曾布置要求于伶作检讨及钟敬之作检讨,但提的问题不是文艺整风的问题,而是“评级评薪”的问题,对非党演员的政治照顾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都联系到电影局,及统战部,因评级评薪问题是中央电影局决定的(当时波儿同志亲自掌握的),而对白杨、金焰当选人民代表,则是统战部的意见,经过“影剧协会”选举的。对此,我们拟先让他们把问题提完,再由彭柏山同志去掌握领导。其他各支会发展正常,但进度颇不一致。 (三)主要的缺点,在于上海干部对整风没有经验,小组掌握不住,这就产生了三种情况。a.干部在小组中成为讲解员,一一解答群众提出的问题,不善于启发大家。b.干部在小组中成为了旁听者,放任自流,于是群众或夸夸其谈,或专谈字面名词,钻牛角尖,或整人不整己。c.干部在小组中成为管理员。群众提了错误意见,就加以驳斥,这样就不能发扬民主讨论。针对这种情形,从二十九日起,召开了一系列大小座谈会,由学委负责人去参加,听取大家意见,解决困难,纠正不妥当的办法,至今每支会都开过一次至二次。其次,今天又开了一次学委会的党员大会,由彭部长作了一次报告,使每个党员懂得整风方法及规律,及加强了纪律,同时,还打算召开小组长会议,学委会直接和组长联系,及时解决问题。 (四)现在第二阶段各个组同志的检讨都已在各个组通过,一般说来都很认真。有些同志的检讨打回三五次之多,如于寄愚,未谷,柯老等。除出他们三个之外的党员检讨,亦慎重讨论后再拿到群众中去,但不一定在报上发表了(如吕复,陈山,向隅等)。 除前函所述,各支会有不同的特点,我们仍拟在下一阶段针对这些特点进行工作外,十天来发现了一个情况,即最困难的单位是音协、文协及美协,这三个单位大部分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但脱离政治,脱离群众最严重,及技术观点的强烈,都出乎想象。这些单位中的知名之士,一般政治常识很差,但又有专家包袱,所以下一阶段对这些单位拟加强力量,突破几个堡垒。电影界的政治水平还是顶高的,戏曲界则因包袱轻,所以也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