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225(2020)03-0005-09 有学者曾指出“民国时期出版的大量的纯牟利性质的盗版或翻版新文学选本，绝对是一个值得重视和专门研究的突出现象”[1]316。这些大量存世的新文学盗版书或翻版书给今天的现代文学研究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困扰与误导。作为20世纪最受读者欢迎与喜爱的文学名家，鲁迅、巴金、叶圣陶等新文学作家作品的盗版现象值得深入探究。根据新发现1937年《申报》等沪上报章所载新闻，上海仿古书店曾因大量翻印鲁迅、巴金、周作人等新文学作家的作品而被开明书店、北新书局联手起诉。本文通过梳理此次著作侵权案的大致经过，并试图考证仿古书店所出翻版书的具体种类，以期引起对新文学出版史上盗版现象的重视。 上海是民国时期最重要的出版中心之一，这里大大小小的出版机构犹如过江之鲫，难以计数。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北新书局、光华书局、现代书局等因出版与经营大量新文学优质书籍而在现代出版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业绩，并且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与此相较，仿古书店作为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出版社，却是因翻版盗印新文学作家的选集而进入人们的视野。 1937年4月25日，上海《申报》刊出一则新闻《仿古书店被诉侵害著作权明日上午传审》，内容如下： 法租界霞飞路仿古书店，近因翻印开明、北新两书店发行由著作家巴金、周作人、谢冰心、叶绍钧等所撰之《巴金短篇小说集》、《海行杂记》、《灭亡》等各种书籍数十种，在门市出售。缘此项书籍，曾经原著作人与发行人呈请注册立案，禁止翻版。现由仿古书店翻印出售，被开明北新两书店与原著作人查悉，爰由巴金周作人谢冰心叶绍钧与开明书店经理李志云、北新书店经理章锡珍①等，同延吴之屏方家桢两律师代理，具状特二法院刑庭，提起自诉仿古书店经理张蓝宵侵害著作权，请求依法讯究。法院据状，由张民生推事承办，定于明日上午九时，传集两造，在第二法庭审理。 同日的《立报》《新闻报》等报纸均有相关报道。《民报》第8版所刊消息《开明北新两书店控仿古书店侵害版权》，对案件的由来解说尤详。其中说到近年来沪上书肆，选集之多，出人意料，且售价低廉，销路甚广。因出版作家专集须支出高额稿费或版税，倘若销量不佳，则有亏蚀之虞。因此少数书贾从作家以往盛行的作品中取其佳者汇成一册，冠以“某某选集”之名，或以多数作家之著作集，取名“现代某某文选”等。盗版者不愿向作家支付稿费，又不支出版税，故这些书籍售价较低。原版书商受害不浅，虽一再诉诸法律，然此种势头有增无减。这是从盗版商的角度揭示了当时上海市面上各种文学选集翻版书一度泛滥的缘由。而从读者需求上分析，文学选集的大量涌现则是适应了广大中下层识字民众的需要，毕竟这些翻版书价格低廉，只要其编印质量尚可，不影响阅读，普通读者反而会认为其“物美价廉”，乐于购置。叶灵凤在《谈翻版书》中则给出了另一个理由：“翻版书所以能流行，而且能公然流行的原因，‘售价低廉’固然是他们的武器，但被侵蚀的作者和书店始终容忍着，放弃了抗议甚或追究的权利，实是促成翻版书猖獗的最大原因。”[2] 1936年2月10日鲁迅在给友人曹靖华的书信中，以被侵权人的视角评说这一现象：“翻印的一批人，现在已给我生活上的影响；这里又有一批人，是印‘选本’的，选三四回，便将我的创作都选在他那边出售了。不过现在影响还小，再得另想生活法。”[3]231935年底，因光华书局、现代书局先后歇业，叶灵凤、郭沫若的多种著作的纸板有被私下抵押变卖的可能。为了防止有人购下纸板翻印出书，两人遂于1936年5月委托顾苍生律师撰写启事，登报警告。[4]不久后，叶灵凤著文感慨：“目前翻版书猖獗的情形，可说到了极点，许多平素并不经营出版事业的商人，也因了有利可图，凑了一点资本来从事翻印书籍。”[2]可见从1936-1937年，以“选本”、文集等名目进行公开盗版、侵害版权的现象有目共睹，层出不穷。 目前能够找到的关于仿古书店的材料较少，《近现代上海出版业印象记》一书将其写作“仿古书局”，并简介如下：“在自来火街(今永寿路)西高第里一号。闻系姚某所办。上海地产商犹太人哈同死后，治丧处编的《荣哀录》由仿古书局承印。1936年出版少侯编的《鲁迅文选》，当年10月被查禁。同年出版《丰子恺创作选》，又《现代游记文选》一书，收有郁达夫、冰心、傅东华、沈从文、钟敬文、徐志摩、巴金、孙福熙、胡适、韬奋、朱自清、周作人、郭沫若、孙伏园等廿余人的游记文章。该书由启智书局代售。仿古书局与启智书局同在一处，两者关系不详。”[5]227此外，1933年上海有一家中国仿古印书局，由杨顺铨、姚竹天创设，位于浙江路657号。至1935年9月，因市面不景气、周转不灵，宣告倒闭，后推盘与汉文正楷印书局。②《近现代上海出版业印象记》对“启智书局”亦有介绍：“在自来火街(今永寿路)西高第里一号。1926年出版刘埜平译、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底最高阶段》，中译本书名改为《资本主义最后阶段帝国主义论》，译者系据英译本译出，封面黄色，印红字及一颗红色的大五星，显得十分鲜明。1928年该局出版刘大杰编著的《寒鸦集》，1934年出版宣浩平编的《大众语文论战》一、二、三册。该局所出《引擎月刊》，黄药眠著的《工人杰麦》，杨邨人著的《苦闷》，段可情著的《铁汁》，郑震著的《失败者》等，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被国民党政府查禁。辛亥革命前，1906年启智书局出版《拒约奇谈》，记美国排斥华工事，是否就是这家，或同名的先后两家，不详。”[5]257-258这里的表述有不确之处。刘埜平译的《帝国主义论》(著者署“伊里基”，封面题作《资本主义最后阶段帝国主义论》)目前并无1926年启智书局的译本存世，仅有1929年6月出版的版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