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O—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110(2020)03—0147—10 一、问题的提出 空间内图像的多维性叙事①具有典型的三维立体性，而这种基于空间整体总结而出的图像叙事类型，并非仅指一个或一组与特定主题有关的故事或事件的具象化呈现，而是在特定叙事顷间的秩序排布中，为空间之神圣性的确定或加强提供辅助力量。 目前，大部分有关神圣空间的学术成果都未曾将注意力分置于空间内的图像，而针对空间内图像的研究多将之从神圣空间的整体观照中分解出来，成为“仪式美术”或“宗教绘画”的一部分。②笔者认为，“纯”艺术“追逐”不仅损害图像本身的叙事性，同时消磨了其在特定空间中的神圣性。不过，以美国学者巫鸿(Huang Wu)为代表的艺术史家，则在墓葬艺术的研究中突破了平面图像的附属性，从时空观角度呈现了图像秩序组合后的立体叙事功能，从而为我们打开另一条“观图”“识图”及“解图”的路径。③然而，以出土文物为对象的图像叙事研究，固然能从“图像证史”的层面还原特定时代的信仰心理，但广泛存在于民间的叙事性图像却在日常生活的积淀中产生了约定俗成的使用规范，而这些行为模式如何生发空间的神圣性，是否也如武梁祠般是固化不变的？回答显然是否定的。民间图像的活态使用过程是事件性的，故而其所呈现的叙事情节也多受现场因素的干扰，更有来自个体对传承性地方知识的认知影响。 神圣空间之所以“神圣”，不仅在于它不同于一般建筑空间(特别是民房)的外在形态，更在于其内部结构与装饰效果的崇高性，而空间内秩序排列的图像恰是这种表象的直接反映。因此，回归图像使用的民俗场，探查其中的影响因素，才是把握空间神圣性之所以发生的关键。的确，并非所有神圣空间的研究者都能注意到图像(尤其是绘画)对空间神圣性的加持作用，而以田野研究为基础的空间探索指出，秩序排列的图像不仅是营造神圣空间的核心要素，更在具象化某一(类)故事或事件的同时，为世俗空间的神圣转化注入了至关重要的审美性精神因素。此外，图像画面有时并不能直接彰显图像本身的神圣性，即便它们描绘了神祇肖像及其相关故事，因为图像必须依赖特定空间(或仪式语境)才能发挥作用。因此，图像之于神圣空间是一种传统“在场”，对它们的观察不仅需要图像本身及其所在空间的人为整合，更少不了以视觉为主体的多感官协同实践。 图像叙事的田野研究是一种当下观照——对图像及其使用语境的全面书写，而各传统因素的语境“在场”则为我们更完整梳理图像所蕴含的社会文化史意义奠定了坚实基础。毫无疑问，涉及民俗文化研究的“在场”要素多种多样，但总有一些占据核心地位。对此，巴莫曲布嫫提炼出了“五个在场”。这种源自口头史诗研究的开放式工作原则，同样适用于图像叙事的田野作业框架。只不过，图像之于空间的神圣性，还需“第六个在场”——“不在场的在场”——做支撑。 二、从“五个在场”到“第六个在场” “在场与不在场”(presence and absence)的学术发源有着深刻的哲学基础，而且是中西哲学家都曾关注到的客观“实在”。正如有学者所言：“西方现当代关于在场与不在场相结合的思想是如何与中国古代阴阳学说既相似相通，而又有很大区别的。如果说中国古代的阴阳学说闪现了西方现当代关于在场与不在场相结合的思想火花，那也许就可以说，后者在客观上是前者的现代发挥、发展和创新。”④这种基于“本体论”的哲学思想是“形而上的生命，没有本体论的哲学就像没有神灵的宗教，阴阳五行的宇宙图式在客观上可以弥补诸子之学缺乏本体论的不足，从而为中国哲学形而上学的建构提供可靠的基础，并通过不同时期的历史发展形成汉民族独特的思维传统”。⑤其实，针对“在场”与“不在场”的思辨并不为汉族所独有，而是一个为多民族所共享的哲学理念。然而，当我们以“形而下”的“世俗之心”看待人类社会时，“在场”与“不在场”的对立统一则为我们发现社会之所以“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当我们将“在场”视为一种考察民俗事象之社会文化史意义的标准和工作原则时，就会发现“在场”与“不在场”并非高不可攀的哲学概念。 在许多民族的叙事传统中，史诗的神圣性决定了史诗演述须有更为“严苛”的语境要求。进入21世纪前的彝族史诗“勒俄”研究，几乎一直处于“格式化”的文本分析中，而且多数学者无法清晰说明其演述语境究竟何如。巴莫曲布嫫在阅读相关文本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诺苏彝族支系为调查对象，通过实地田野研究发现了活形态演述的史诗传统“勒俄”。针对普遍存在的“民间叙事传统‘格式化’”问题，巴莫曲布嫫提出了如下批评：“某一口头叙事传统事象在被文本化的过程中，经过搜集、整理、出版的一系列工作流程，出现了以参与者主观价值评判和解析观照为主导倾向的文本制作格式，因而在从演述到文字的转换过程中，民间真实的、鲜活的口头文学传统在非本土化或去本土化的过程中发生了种种游离本土口头传统的偏颇，被固定为一个既不符合其历史文化语境与口头艺术本真，又不符合学科所要求的‘忠实记录’原则的书面化文本。”⑥之所以发生这种现象，一个主要因素就在于许多学者希求在多样化的口头演述文本中树立“权威本”或“标准版”。这虽可在“搜集”“整理”的过程中实现，但却破坏了口头传统的文化生态。与此相似，尽管少量名人字画也曾在历史长河中为人所摹绘，但较于口头传统的变异性，这类摹本更容易识读出“真伪”。可是当一些空间内图像(如石窟、墓葬、寺庙等)被人为复制于书册，从而脱离其原生语境时，我们同样难以较为完整地还原其社会文化史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