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美学经验离不开“地理感”。“地理感”因“人”之具有评价选择机能而对环境有不同的“感的回应”，同时任何回应也都具有理性意义、价值意义(潘桂成8)。“空间”(space)与“地方”(place)是人类地理感的来源，也是文化地理学和空间研究的逻辑起点。无论是文化生态主义(韦伯、西美尔、斯宾格勒、芝加哥学派等)、人本主义(段义孚、雷尔夫等)还是马克思主义(列斐伏尔、卡斯特尔、大卫·哈维等)立场的空间研究，“空间”往往是自由、开阔与全球化的符号，而“地方”是封闭、宁静与本土化的象征。全球化时代地方感的重构集中体现了“空间”与“地方”的辩证关系，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空间视域下的地方思想，试图在全球化和城市化的双重背景中，有针对性地回应全球化的诸多文化症候。自列斐伏尔以来，都市往往被想象为一个浓缩的全球或世界，同时世界被想象为一个都市(Shields 141)。面对“逆全球化思潮”，马克思主义对于城市空间社会性、辩证性、开放性的强调及其实践，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导和纠偏的意义。 一、地方的终结 全球化时代，地球是平的。那种李帕德笔下“内在于一个人生命地图里的经纬”(Lippard 7)消逝了，“地方”看起来越来越呈现出雷同的面貌，社区、购物中心、商店、旅馆差不多同一个模样，地方感变得非常淡漠，“地方”正在加速被侵蚀，这为全球化时代的人类提出一个严峻的质问：“地方”是否即将终结？ 雷尔夫《地方与无地方性》表达出人文地理学家深深的忧虑，这种忧虑来自全球化时代地方“本真性”的消逝。海德格尔从“栖居”发展出“本真性”的概念，“本真性”意味着“作为一种存在形式，真实性乃是替自己的存在负责的完整体认和接纳”(Relph 78)。这种对“地方”的完整体认，往往被称为“圈内人”意识，即内在于一个地方，意味着归属与认同，你越深入内在，地方认同感就越强烈，相反，“圈外人”意识则意味着与地方的疏离，是一种存在的外部性。 现代人为“无地方性”所缠绕，普遍沦为存在的“圈外人”。现代交通、媒体、大众文化及其制造的“流动性”，鼓舞了“无地方性”，进而传播了对于“地方”的不真实态度，削弱了地方认同，地方不仅看起来很像，而且感觉也雷同，提供了同样枯燥乏味的经验可能性。譬如高速公路、铁路、机场横越并强加于地景之上，它们“从每个地方出发，却不通往任何地方”(Relph 90)，仅仅促成人群大量移动，搬家变得家常便饭，家园不再有归属感。再譬如城市建设的日益主题公园化、奇观化、博物馆化和未来化，极大助长了“无地方性”的扩散： “迪斯尼化”的场所是一些荒唐的、合成性的地方，它将历史、神话、现实和幻想进行了超现实的组合，这些景观与某一特定的地理环境没有什么关系。(20) 迪斯尼是“无地方性”的代表，艾柯、哈维、詹姆逊、鲍德里亚、索亚、迪尔、段义孚、雷尔夫、柏林特等人多有论述。迪斯尼集中体现了后现代文化中的拼贴、复制特质，对全球各种地域和历史文化的模仿呈现为“主题化”的景观美学，其中似乎表达出对地方性及其过往的依恋，甚至流露出一种感伤的现代主义情调，但却是超真实的“仿真图像”，本质上架空了地方性，或者说体现了一种没有归属感、虚伪的地方性美学。它们是外地人或“他者”的创作，并不是本土文化真实的表现，其象征意义也是“面向他者”的。用雷尔夫的话说，迪斯尼是一种“无地方”(placeless)的地方： 一种欺骗的建构展开，这种欺骗尽管摆出一副熟悉的幸福面容，却在不断地使自己远离(它周围的城市)大多数基本的现实性。这一城市的建筑几乎是纯粹符号性的主题公园建筑，玩弄着嫁接意义的符号游戏。无论此类设计代表着一般的史实性还是一般的现代性，都是基于与广告相同的演绎，即纯粹的可想象性这一观点。(Sorkin xiv) 迪斯尼美学在全球的风行，带来了城市的主题公园化。伴随着上世纪50年代“建筑波普”运动，强调“表演和奇观”的“布景”景观模式从起先的主题公园、娱乐总会、购物中心，逐渐向城市真实生活的街道、广场、公园、新城等各个层面渗透，从波士顿滨水地区扩展到巴尔的摩、纽约、旧金山、伦敦、悉尼港区、拉斯维加斯乃至上海的环球港、泰晤士小镇等等。在哈贝马斯看来，消费主义的兴起、媒体的商业化、媒体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勾结，造成了公共空间的衰弱。城市的迪斯尼化“从而可以营造这样的地方：它提供了一种身为‘公共’的一部分的感觉，但事实上它们却是经过校准和煞费苦心编制的制造利润的机器”(艾伦·莱瑟姆164)，同时它带来了千城一面的“普世一律的城市主义”(urbanism of universal equivalence)(Sorkin 217)。 哈贝马斯哀叹公共空间的衰弱，但他把原因归结为内在的消费主义美学的崛起，雷尔夫则强调存在的“圈内人”性质，但他认为“地方”正变为“他者导向”。事实上，“无地方性”的美学不能简单认为是外部资本积累需求，也不能归结为对内在归属感的无望追逐，而是内外双重原因的结果。 不可忽视的是，媒介与技术的无界性也构成了对地理空间的消蚀，横越地球的短暂连接变得越来越像，移动性和大众文化导致了非理性、肤浅的地理景观和空间美学。后现代美学状况让都市人普遍处于无家可归状态，梅罗维茨《无地感》指出技术会重组社会环境，这会最终降低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人类迫切需要思考如何立足于“消失的地方”，梅罗维茨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