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3969/j.issn.1002-1698.2020.05.005 传统文化乃是某个特定民族与国家中的人们在过往的社会生产、交往和生活实践中创制和积淀起来的精神体系。谓其是传统的，是指这些精神体系乃为先民所拥有或想拥有的，而为我们所记忆和向往的；之所以被强调或一再被提起，在于这个精神体系曾经对特定民族和国家中的人们实现其所追求的终极之善起着基础性的、根本性的作用，然而我们的此在虽缺少它们却极想拥有它们。传统文化是一个内容庞杂、类型繁杂的总体性概念，如果不预先做适当的词源学、语义学、语言哲学和类型学考察，所谓的继承与创新便不知所云。如果不对传统文化作客观因果性陈述和意义妥当性陈述，那么所谓的辩护与批判也就缺少坚实的依据和根据。时下所谓的诸种形态的传统文化热，要么是想象的产物，要么是试图恢复过往文化的肖像而又欲罢不能后的惆怅。在对传统文化进行传承和创新问题上，“过度”与“不足”都是有害的。如果出于个人名声和利益的考虑，那就更加愧对先民的哲学思维和实践智慧了。实现科学态度与伦理动机的有机统一、坚持辩护与批判的完美结合才是可取的态度和道路。这便是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的扬弃即“适度”原则。 一、传统文化的语义学、语言哲学及类型学考察 “传统”作为一个合体字，乃是一个动宾结构。“传”为主词，“统”为宾词；“传”为主体，“统”为客体。而“传”也有二义，作名词用，与“经”相对，“经”乃为人类文化史和精神生活史中常唱不衰、经久不息的“元典”“经典”。“经”常以文学、诗歌、画作、音乐等形式存续下来，以文字、图表等呈现出来。经书在南宋后通常包括十三部儒家著作，称为十三经。分别是《诗经》《尚书》《礼记》《周易》《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周礼》《仪礼》《论语》《孝经》《尔雅》《孟子》。十三经是从先秦到南宋逐渐增删的结果，历代研究十三经的学问称为经学。把“经”和“传”区别又关联起来的是朱熹：“右经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凡二百五字。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旧本颇有错简，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经文，别为序次如左。凡千五百四十六字。”尽管“传”乃对“经”之意音、义理之注解、注释，但也绝非望文生义、任意处置，“凡传文，杂引经传，然文理接续，血脉贯通，深浅始终，至为精密。熟读详味，久当见之，今不尽释也。”作为动词，“传”乃传播、接续、传递之意。古人传递信息、呈送战报颇为不易，为着快递，常常选择马匹为传信工具，而马匹虽为快速之具，但定要歇息、休养。为此便设置诸多驿站，故马匹和人员歇息、休养之所便是驿站。驿站乃为传递信息之中转，站站相接之谓“传”。此处乃为传递、传送之意，而被传者则为保密之信息。然而，传递、传送均为连动结构，其宾词为信息，而若以“统”为宾词，则组成“传统”，意味着将“统”传递、传送下去。在现代语言中，“传统”已被理解成一个固定的名词词组了，人们不再去考证和体会“传统”作为动宾结构的本意了。如此一来，作为名词词组的“传统”也就失去了那种活的精神和永不停息的流动。 那么，什么才是“统”呢？这个“统”何以有被传递和传送下去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呢？“统”与“丝”相关，意指蚕吐出的丝，虽表面庞杂、无序，然却有个初始性的原点、头绪，依照这个原点和头绪，“万束”蚕丝皆由此头绪给出，这便是“万束皆有一统”。如此理解开来，所谓“传统”便是被传递和传送下去的初始性的某种“源初”和“头绪”，把这个“源初”和“头绪”比附到人的实践活动和精神活动中，便指文化体系中能够自我更新、自我修正、自我完善的初始性精神和力量，它具有自我超越和自我提升之能力，是“活的善”。站站相接之谓传，代代相续之谓统。“统”既然作为“活的善”，一定是非物质性的存在、精神性的存在，是人的心智力量的充分运用以及由此产生的“业绩”，即“作品”。虽后人无法直视先民、前辈运用其心智力量的具体过程，但可通过其“作品”想象其心智结构及其运用。而这种作品便以两种方式存储下来，一种是“活的善”，即先民的人格结构和精神世界，这是不可视见的部分；另一种是“作品”，可有文字、数字、符号、绘画、文物，等等。前者可称之为主体性的存在，后者可称之为客体性的存在。后者成为了人们认知、理解、感悟、领悟先民之道德人格、精神世界的“质料”，我们称其为“文本”。“文本”本质上是语言，且是存在论的语言和认识论的语言的有机统一。如若把关于语言的哲学分析和语义论证应用到传统文化的研究中，其复杂性和冲突性就可以清晰地被揭示出来。文本既是敞开的又是遮蔽的。所谓敞开的是指，文本作为先民充分且公开运用理论理性、创制理性和实践理性所形成的业绩，乃是一个向言说者和解释者敞开的精神世界和意义世界，而言说者和解释者也必须具有与被解释、被祛蔽的精神世界和意义世界相似甚或相同的世界，否则任何一种理解和解释都将不可能。这就极有可能使言说者和解释者沉浸在文本的世界中而不自醒、陷入自说自话而不能自拔，与文本惺惺相惜，志同道合、情投意合。文本借助言说者和解释者而显现其自身，而言说者和解释者也凭借文本而成就其自身，似乎他们自己就是文本的创制者。与思想同在、与大师比肩。若将对文本的意义开显出来，却也不仅仅是单一的开显问题，定有立意蕴含其中。若出于个人偏好，仅限于学术上的兴趣和日常生活的需要，它便不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和政治价值；若以集体的、社会的乃至是政党的立意为开显文本的目的，那么其立意便立刻具有了社会的和政治的意义，展现出过往之民族、政党与国家之集体性的道德记忆。显然，言说和解释文本的目的不同，解释和言说的方式不同，展现意义的方式也不同。但有一点可能是清楚的，那就是回应时代之问题、解决此在之难题。
